我是高職出身：台中高工、台北科大；自己親身經歷這種慘痛的歷史 覺得很無奈

一個看不見「技術」的社會

---回應李遠哲院長「廢高職」的想法,

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許多亮麗耀眼的明星產業，多年來憑著成熟的加工技術、最具競爭力的製程、完整的代工體系以及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橫掃國際市場，創下許多「台灣第一」的紀綠，不但賺取大量的外匯，也奠定了台灣在國際經濟分工中「製造王國」的地位。

從技術變遷的角度來看，台灣的產業之所以能夠累積大量的外匯、成就持續的經濟成長，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夠不斷地精通(master)製造國際市場上眾多產品所需要的技術能力，在全球的商品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吊詭的是，一直到現在，不論是產官學界或是一般的社會大眾，經常還是以一種貶抑的態度來認知台灣的技術發展，將幾十年來台灣的技術成就視為只是借助與抄襲外來技術的結果。也就是說，我們只有借用(borrowing)或拷貝(copying)，而沒有自己的技術。換言之，台灣基本上是一個模仿者；而模仿與創新是不相容的。

以這種貶抑的態度來看待將近半個世紀以來，台灣這片土地上所進行的無數技術實踐的過程，一個立即的後果就是造成我們對於戰後歷史書寫上的危機：既然過去幾十年來我們的技術實踐只是抄襲或是拷貝的過程，這一段技術史的過程也就是不值得保存與記載！因此，一個個締造戰後台灣經濟成就的產業所包含的人事、器物以及活動流程，也就隨著時間不斷地流逝，成為一段段失落（或即將失落）的歷史。

更糟糕的是，貶抑與忽略這段技術史，除了造成歷史紀綠的消逝外，更帶來嚴重的知識與社會的後果：既然過去幾十年來我們的技術成就只是借用或抄襲外來技術的結果，這種沒有原創性的生產活動與從業人員，也許替台灣帶來可觀的財富，終究是欠缺技術實踐的主體性。一個缺乏主體性的技術實踐，自然無法構成一個吸引人的模範角色：一個值得年輕人追求，可以在一片土地上，「黑手」或「工程師」只是台灣社會向上流動的過渡範疇，並沒有專業或社會價值上的自主性與尊嚴！這幾年來，一些技術英雄的事蹟，例如華碩四傑，張忠謀先生等人的串記開始廣為流傳，但多半出之於大眾對他們股票財富的好奇，而非真正欣賞其技術上的成就與貢獻。相對於美國大眾文化中的民族英雄往往都是愛迪生、福特、比爾蓋茲……等技術人材，台灣社會鄙視技術、奉行文憑主義的風氣，卻使得技術教育與從事技術實踐的人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與待遇。就連新竹科學園區內許多重視國際競爭與實戰能力的高科技公司，人員敘薪也還是以學歷為起準。

廢高職的想法其實只是整個社會鄙視技術，看不見技術的冰山一角。即使是在技術教育傳統上廣被社會所稱許、作育無術人材的台北工專、台灣技術學院等技術名校，在升格改制後，也在科學菁英的主導下，逐漸走向自廢技術武功、強調所謂基礎研發的路子。更遑論廣大的技職教育體系不斷走上追求文憑、升學導向的不歸路。台灣技職教育的黃昏，背後更嚴肅的問題在於，被科學菁英所奉行的一套對愉技術創新的偏見，不但逐漸在摒棄我們的技術教育；更糟糕的是，這種對於技術創新偏頗的理解，可能也在侵蝕我們的科研體系與產業競爭力。

這些年來，國際上技術研究與科技政策的一流學者都一再指出，美國在二次大戰後特殊的歷史時空下所舉行的線性創新模型(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錯誤地將研究當成創新唯一重要的來源，認為只要基礎研究突破了，接下的工程、打樣、量產、市場行銷等環節就自動地解決。這種想法，不但簡化了技術創新的內容，忽略了技術發展過程中，除了基礎知識之外的種種重要元素，包括技藝、工藝美學的薰陶、技術支援網絡(technology support network)、制度性的配合條件…等面向。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認知反而看不清，許多重要的基礎研究的突破，往往源自於被實用目的所誘發的問題意識與過程。簡言之，一個社會的技術創新(乃至基礎研究)的突破，重要的關鍵在於，培育一個從職業學校到技術學院、堅實而細緻的技術教育體系與傳統。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細緻的職校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學子，其人格的發展與對於人生事物的體驗深度，絕對不亞於教改人士眼中的完全中學。

台灣的技(高)職教育當然有許多的問題與缺陷極待進一步的整頓與深化。但是，真正有志於教改的推動、真正要打破台灣的升學主義的戕害，不但不是要廢高職；相反地，更要將教改的心思與資源投入到技職教育的興革上。

(作者為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