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曾經說過要從東京都出發去改造整個日本。

石原慎太郎：正在改造。 最起碼輻射到了東京都周邊的3個縣：琦玉縣（日本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千葉縣、神奈川縣，他們正在參與東京都的改革。 不過日本的官僚都很自負，東京都的成功經驗他們也不效仿。

人物周刊：很多中國人認為你在東京都人氣非常高，是因為你對中國強硬，他們誤解你了嗎？

石原慎太郎：可能是吧。 我是不喜歡中國的共產主義，但是喜歡中國的文化。 我尤其喜歡中國的兩個人物，一個是鄧小平，一個是《金瓶梅》裡的西門慶。 （笑）

人物周刊：你怎麼評價日本“失去的20年”？ 假如你是日本首相，要著手做哪3件事？

石原慎太郎：我首先可能效仿中國政府，要讓國會3年不動，還要在經濟上搞軍隊式的強硬改革。 最重要的是稅制，消費稅不改不行，對富裕階層要大量徵消費稅，但對於最基本的生活開銷不應該加稅，比如大米就不該徵消費稅，但便利店裡的飯糰就可以加上消費稅。 近些年日本人對金錢的慾望越來越強，對交稅納稅都有很大的抵觸情緒，可是如果不把消費稅問題解決了，日本經濟好不了。

人物周刊：你在日本一直是以改革者的形像出現的。 難怪有人從學術上分析說，很多改革者都推崇強力，帶著點法西斯色彩。

石原慎太郎：學術上很多東西都是不正確的！ 改革和政治都是需要強力的，改革和一些具體的政策當然有很多界限，但是也必須要追求合理的效率。 像鄧小平，他雖然是共產主義者，但是在中國第一個提出了對效率的追求，我覺得是很了不起的。 我對鄧小平這個人�**椄O很尊崇的，比如他在一些關鍵時刻的決斷。

人物周刊：有媒體報導說你認同“日本民族優秀”之說，請具體解釋一下這個，日本民族優秀在何處？

石原慎太郎：優秀是相對於誰來說呢？

人物周刊：這也正是我想問你的。

石原慎太郎：日本有優秀的地方，也有落後的地方。 比如優秀之處，當然不止是日本，也包括中國韓國，好像使用漢字的國家，文化都很發達。 日本用從中國引入的漢字，創造了簡短的和歌，也寫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 中國也有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不過現在是不是寫的人很少了？ 我自己也寫詩。 日本另一個優點是細緻，所以日本的電子技術比較發達。

我對海洋非常感興趣，也是日本帆船協會的會長，經常出海，常常感到日本是一個島國，自古就大量吸收外國的文化，比如向中國派遣唐使--中日兩國的交流也有過很大的犧牲，鑑真和尚6次東渡日本，在奈良建成唐招提寺；而日本的留學僧阿倍仲麻呂，和李白杜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最後死在中國，杜甫還作詩追悼他。 雖然日本比較注重吸收外國的先進文化，可缺點是面對外部壓力時表現懦弱，沒有自己的主張，聲音發不出來。

人物周刊：我知道亞洲國家包括日本對中國的崛起有一種戒懼的心理，但是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對日本也有一種擔心：軍國主義的複活。 現在的日本，全體國民被動員起來去做一件事情，就像二戰一樣，這樣的事情還可能發生嗎？

石原慎太郎：可能性是沒有的。 日本已經墮落為個人主義之國，（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連帶感已經消失了。 這當然是由於美國的統治和奴化，像這樣情形的西方發達國家，可能只有日本這樣一個。

人物周刊：你從《太陽的季節》時候就試圖表現一種男性的氣概，你也曾表示過戰後日本對美國亦步亦趨，是最女性化的時代，可是你不覺得，一個和平、禮貌、不給別人添麻煩的日本，才是人們喜歡日本的原因嗎？

石原慎太郎：日本現在就像一隻被閹割掉的狗，對誰都無害。

人物周刊：可是外界對日本還有個判斷，日本社會這些年是在往右轉，這是不是在往男性化轉變了？

石原慎太郎：你看奧運會的結果，這樣的國家不會出優秀的選手。 如果一個運動員對國家沒有概念，對國家沒有感情，他跑得也不會很快。

人物周刊：你給人的印像是說話口無遮攔，有人說這是你作為文人缺乏理性、感性充盈的結果？ 你不怕誤會和誤解嗎？

石原慎太郎：我說的都是我的真心話，誤解誤會我都不在乎，所以我才是存在主義者啊。

人物周刊：在你看來，偉大政治家和普通的政客之間的區別是什麼？

石原慎太郎：（起初不解，聽完對“政治家”和“政客”在中國語境裡的解釋後說）那日本都是政客。

人物周刊：包括你嗎？

石原慎太郎：我當然有我自己的主張和理念，所以對自民黨失望後，我就出來了。 不過像我這樣的政客，在中國大概就被肅清了吧。 （笑）

人物周刊：我的感覺，日本愛國主義在戰後體制下被擠壓變形。

石原慎太郎：日本沒有愛國主義，也沒有民族主義，二戰前被天皇和軍方鼓動起來的愛國主義，在戰敗後就結束了。 現在日本缺的就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人物周刊：難道日本的右翼不存在嗎？

石原慎太郎：日本根本不存在右翼了。

人物周刊：你也不是右翼？

石原慎太郎：在街頭跑著宣傳的都是暴力集團。 二戰前當然是有右翼的。 我喜歡三島由紀夫的一句話：沒有健全的恐怖主義的國家，也不會有健全的民族主義。

人物周刊：你認為日本在國際社會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石原慎太郎：日本首先應該對國際社會有一種表示，比如剛才說的擁有核武器，如果日本真要做，可能用不了3年，就會造出來，包括宇宙飛船，日本有這個技術。 現在，日本在國際社會上沒有發言權，也不想發言，如果這樣下去，會被歷史吞沒的。 現在的歷史正在進入一種報復的循環，白人世界已經激怒了伊斯蘭世界，這樣下去會形成一種新的混亂。 而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和美國的摩擦也會增加，日本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日本的政治家都不考慮這些問題，當然我在考慮，可是我上了年紀了，沒有用了。

（感謝日本財團胡一平女士的大力協助）


石原慎太郎的批判：正常還是病態？

在日後訪談中回想起這段過程，他表示，此時對於日本國家前途的憂心，即是擔憂日本將步越南後塵淪為共產主義國家。 顯然在步入政壇之前，石原認同自民黨、 憎惡左派的立場已再確定不過。

1955年到1970年自民黨掌權期間，日本國內政治的對立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風起雲湧。 國內左右兩派勢力圍繞美國強加的“民主-和平”體制持續角力。 右派主張“修憲-重新武裝”， 認為憲法中的和平條款致使日本國家主權跛腳，需要修憲以確立日美平等的“夥伴關係”。 在左派觀點中，“護憲-和平主義”才是冷戰結構下日本的處世之道，他們既批判美國勢力在東亞的擴張，也希望維護和平憲法，唯恐再次捲入戰爭。 1960年岸信介內閣強行修改美日安保條約並續約，引發大規模的社會抗爭。 日本國民不但害怕戰爭，也需要和平民主體制與國家主權的統一。 在這樣的矛盾中，日本國內反美反戰情緒高漲。

從一開始，石原慎太郎就清楚地認同自民黨續約的選擇，但反對國會不顧民意強行通過的做法。 他撰文反對群眾因盲目反美而瘋狂反對安保續約，奚落進步知識分子的愚蠢。 在他看來，“他們的愚蠢是對日本強制以叫做民主主義的絕對方針統治過的美國，在下意識的屈從與意識上的反彈，而對當時對立的另一個意識形態所統治的社會主義體制產生了無謂的幻覺之故吧。”越南的經歷讓他聯想到日本“或有自由主義體制被侵蝕而崩潰的日子來臨。”他在自傳中回憶起從政念頭的萌發，“為了防止這一事態的發生，我是不是應該自行展開行動。”

1968年，即石原從越南歸國後的次年，在自民黨的支持和巨星胞弟的力挺下，石原慎太郎以創紀錄的300多萬票當選日本參議員。 4年後，他又競選眾議員，同樣順利當選，就此連任8次。 歷任日本內閣環境大臣、運輸大臣，1999年當選東京都知事（東京市長）後連任3屆至今。 僅從媒體報導的關於石原慎太郎的只言片語中，似乎很難把這個唯恐天下不亂的煽動滋事者與他一帆風順的政治生涯聯繫起來。 事實上，這位挑釁者一開始就在政治譜系上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與那些只會叫囂的政治混混不同，石原慎太郎從踏入政壇的那一刻開始就有自己清晰的政治主張。 競選參議員時，石原慎太郎以“在體制內革命”為競選口號。 對現存體制的反抗甚至革命也確實貫穿著他的政治生涯。 在當初左右兩派激辯日本是否應該擁有核武器時，他把主張開發原子能源作為重要競選政見。 至於開發原子能源後是否要發展核武，可交由全民公投決定。 在他看來，為了抗衡美甦的恫嚇，這一做法是以“和平”為目標的選擇。 這就是石原慎太郎，他總是能在個人與國家、和平與武力之間自圓其說。 對他而言，政治與文學都要依靠言語來表達。

狠人說猛話，成了石原的個人形象。 在2000年對日本自衛隊的講話中，他告訴自衛隊在9月將舉行一場大型應急演練以應對自然災難（如大地震）。 他警告自衛隊要防止“三國人”在自然災害後發生暴亂，他抱怨，“三國人一再地犯下殘暴的罪行。”他的評論是事先準備好的，而不是即興演講。 他所用的煽動性詞語“三國人”復燃了日本用了半世紀試圖擺脫的仇外圖景。 三國人，字面意思是“來自第三個國家的人”，這是日本對在二戰前或二戰時從台灣、朝鮮來到日本而在戰後被驅逐的勞動者的蔑稱。 石原用這個詞的危害是難以想像的。 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在證據缺乏的情況下，在日本的朝鮮人被指控在井水中投毒、縱火搶劫商店和住宅。 隨著這些謠言的傳播，成千上萬的朝鮮人被圍捕並被日本的暴徒殺害。

擅長揮舞“修辭之劍”的石原慎太郎因其極端的反美反華行為和言論而臭名昭著，而真正驚人的是，石原可能是這個國家最受歡迎的政治家。 在極具挑釁意味的“三國人”言論事件中，東京政府稱收到6085封電子郵件、傳真或信件對石原的評論作出回應。 超過70%的人支持這位知事。 之後，日本最大的日報《讀賣新聞》發表社論支持石原。 “在日本，我們有兩個英雄，”東京郊區市川市的一位立法委員說，“一個是東京巨人棒球隊的經理長島茂雄，另一個就是石原。”他任職東京都知事時，日本經濟剛剛經歷了10年的衰落期。 他把炮火對準大銀行、大政府、大公司，他讓民眾相信他願意改革，並且願意為此不惜一切代價。 無論如何，作為一名政客，他有能力巧妙地融入公眾，敏銳地察覺民意。

雖然行事粗暴，但事實證明，石原一直是一個務實且兼具創造力的知事。 石原不像其他民粹主義者那樣行事，他有自己規劃好的議程。 他聰明並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的右翼政治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人口。 為了增加稅收，他宣布了在東京海濱區建立賭場的計劃，即使賭博在日本是非法的。 為了改善空氣質量，他提議禁止柴油車在東京的道路上通行。 他一度把目標對準東京的財政赤字和債務膨脹，呼籲大幅縮減公共住房和公共工程項目，計劃削減接近三分之一的城市預算和政府工資。 他希望東京賣掉一部分財產，甚至提議政府出租知事的官邸。

石原最巧妙的舉措是2000年對財政部的一次攻擊。 國家稅法規定允許地方政府徵收一定的稅款。 石原慎太郎利用這一規定，對在東京經營的大型銀行的利潤徵稅3%。 這項稅收的預期收益預計為一年10億美元，將用來消除東京的財政赤字。 此時的日本民眾被國家經濟惡化所累，而大型銀行卻依舊賺得盆滿缽滿。 這就是典型的石原：利用民眾對銀行的不滿而發起攻擊。 “這種論調是他擅長的，”他的兒子和政治知己、國會參議員石原伸晃說。 石原慎太郎的激進計劃讓市民也意識到可以發揮他們的力量。 如果他的改革成功，他可以通過把權威從中央政府轉移到家庭、城市、鄉鎮來徹底改變國家的運作機制。 甚至有呼聲希望他成為首相。 如果他能治理好東京，為什麼不能治理好整個日本呢？

但石原慎太郎一類的民粹主義者不可能在日本議會體系中被選為首相。 石原自己也承認，在過去絕大部分時間裡，日本議會由一向謹慎的自民黨控制。 在這裡，枯燥乏味的政客從底層按部就班地升職，他們不會有太多超出想像的作為。 而在地方一級，領導人由民眾投票選舉產生。 在石原慎太郎之前，喜劇演員、明星、名人一直是選民們青睞的領導候選人。 石原慎太郎似乎掌握了所有問題的答案，作為一個外部的煽動者可以輕易地指摘內部問題而贏得民心，但他的暴烈個性和刻薄言辭並沒有把他送上更高的政治舞台。 即便如此，他操心的也不僅僅是東京的問題。 他喜歡的問題包括日本的外交政策和日本的世界地位，但是知事一職讓他除了偶爾對中國和美國問題信口開河外沒有其他機會。

“愛國主義者”--反中與反美的背後

從1989年至1995年，石原慎太郎陸續出版了4本政治評論集《日本可以說不》、《日本還是說“不”》、《日本堅決說“不”》、《日本經濟可以說“不” 》。 這一系列作品都在發出一個聲音：日本要在外交上擺脫對美國的服從和諂媚，勇敢地對美國的不合理要求說不。

他也是一個繁忙的外交官。 他參加過蔣介石的葬禮，與李登輝交情不錯，邀請達賴喇嘛參觀他的辦公室。 同時，他還是一個行動主義者。 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直都是中日關係發展的障礙，而石原曾在《產經新聞》上發表給天皇的公開信中說：“我每年在8月15日那天參拜靖國神社，我熱切地希望在日本戰敗60週年的8月15日，天皇陛下參拜靖國神社。”

在中日更為敏感的釣魚島問題上，他也動作頻頻。 1978年，石原慎太郎與青嵐會成員發起了日本方面的首次“保釣”，募集十幾位大學生到釣魚島的東南方蓋了一座燈塔。 2005年5月中國反日情緒高漲之時，石原與民主黨議員枝野幸男共同要求日本政府派駐自衛隊到釣魚台維護主權，並且在5月25日帶著國旗駕船登上具有戰略價值的“沖之鳥礁”，在島上揮舞國旗、親吻土地。 此外的更多時候，他為媒體提供源源不斷的話題。 他在《花花公子》雜誌的採訪中聲稱南京大屠殺受難者的數字被誇大；在《泰晤士報》的專訪中呼籲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會，理由是2004年亞洲杯足球賽時日本隊被中國球迷攻擊。

昔日的文人“太陽王”只是藉著隱喻間接地批判現實，而作為政治家的石原慎太郎則發出了更為清晰的呼聲：日本需要獨立需要自信，日本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1980年代末，《日本可以說“不”》在日本大賣兩百萬冊，甚至在華盛頓也激起震動。 他在書中聲稱日本在世界上擁有技術優勢，如果缺少了日本的半導體，美國人的原子彈不可能直線飛行。 石原認為日本必須利用這一技術優勢在世界上獲得應有的地位，日本不再需要順從地跟在美國之後。

缺少戰爭傷痛體驗的石原慎太郎無法忍受日本在美國身後亦步亦趨。 戰後大多數的日本思想家無法擺脫戰爭的罪惡和對美國幫助重建日本的感激之情，他們基本上傾向於謹慎、間接地書寫與美國的關係。 他把這種謹小慎微稱為日本應該拋棄的奴性。 當被問及日本為什麼要對美國貿易做出讓步時，他說，“這是因為我們戰後受到冷落的心態沒有改變。因為官僚和政治家認為，美國為戰後日本複蘇所做的太多，日本欠了感情債，他們甚至在美國人做出不合理舉動的時候也默許了。”他指責二戰後不良的教育讓日本失去了應有的自負。 在他看來，人格化的國家需要有一個自我的意見，只有強烈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才會有國家的尊嚴，才會獲得其他國家的尊敬。 “福澤諭吉為了表明明治時代人們的勇氣曾說的：'無獨立之心者，思國豈能深切。立國非公，是私也。'這句雄渾的話，我們應該再為自己把它取回。”這是石原慎太郎立下的決心。

面對美國輿論給他貼上的“民族主義”標籤，他以“這是美國人的傲慢”回應。 “他們認為或者他們希望日本的人民沒有自己制定全球理想的能力。”面對媒體，他謹慎地以“獨特性”來詮釋自己對於日本的自信與熱愛，他也稱日本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 在他看來，日本這個黃色種族建立了近代唯一的軍事產業國家。 在歐洲近代史中，日本作為唯一的異端者存在，使歐洲勢力衰退，終結了過去大約300年間稱霸世界的歐洲文明。 他相信正是這樣的結果，讓白人一直排拒日本。

石原慎太郎理念中的反美與反華總是互相交錯，有時甚至是互相遮蔽的。 他相信日本首先是一個受害者，“一般而言，美國人並不知道原子彈炸死多少人，也不曉得死於核戰後遺症的人有多少。”在他看來，美國投下的原子彈和中日戰爭中的手槍機槍不能相提並論，“它們不是一回事。”他還一再對南京大屠殺虛構論作出解釋。 他一方面對中國聲稱自己並不是否認屠殺，只是認為30萬人死難者的數字完全是虛構；另一方面他又提醒美國日本在戰爭中犧牲了更多生命。

在這種自衛論的邏輯裡，處於歐洲殖民主義歷史中的國家只有在搶奪殖民地和成為殖民地之間抉擇，日本選擇侵略他國似乎是避免成為殖民地的無奈之舉。 這不僅是石原慎太郎的詭辯，更是日本右翼談及二戰的經典論法。 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幾度希望融入西方卻始終無法成為“正常國家”，而後，亞洲的鄰國也已告別東亞病夫的姿態，以蓄勢待發之姿與日本競逐亞太地區的領導權。 因此，在石原看來，同時挑戰西方和中國才能讓日本在世界版圖中重新定位自我。

隨著冷戰的瓦解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共產世界與自由世界的二元法頓時失去意義，石原慎太郎的反華目標也從反共轉為宣言中國威脅論。 在1995年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合著的《亞洲的聲音》一書中，他預言中國將由集權國家分散為多族共和。 他曾經多次指控中國軍事擴張。 2000年8月接受德國《明鏡周刊》訪問時稱“中國是最大的威脅” ；2001年9月訪問美國時，指責中國企圖在亞洲建立“擴張帝國”，支配整個亞洲地區；2005年11月再訪華盛頓，石原在演說中表示“美中若開戰，美國必敗”，因為“戰爭歸根究底即是生命的消耗，但中國沒有尊重生命的價值觀，而有著公民社會的美國則仍仰賴公民決定，因此一但進入消耗戰，必定不敵中國。”因此石原主張美國應該對中國採取經濟封鎖，以遏止其軍事擴張。 最後石原還強調中國可能發動核戰：“美中之間若有紛爭，中國勢必想除掉最礙眼的美日安保體制，到時候中國的核子彈不是落在琉球，就是對準東京吧！”伴隨著中國實力的崛起，石原對美國的挑釁態度逐漸修正為強調日美同盟關係，要求共同防堵中國崛起。

石原慎太郎總是這樣緊隨著時代的變化，抓住一切機會和話題為他的國家發出聲音。 但他一再堅稱，“我不排外，我只是愛國。”

即使宏大的歷史背景可以為理解石原慎太郎的激進行為提供一些線索，卻無法武斷地推論這些是時代推到他面前的“非如此不可”的選擇。 他以文學家的修辭彌補一切縫隙，可以一面反對共產主義對個人的管制，一面為軍國主義的神風敢死隊謳歌。 從其所謂的存在主義出發，石原將“國家” 與“自我”關鍵性地合一。 很難分清這究竟是他高深的境界還是又一套詭辯之詞。

在1999年8月與漫畫家小林善紀的對談中，石原描述了個人“情感生活” 成形的時刻，那是在他的青少年時代：

日落時分，我和同學們及一群後備隊員在跑道旁焦急地等待著。 突然，一架戰鬥機飛了過來，緊急著陸，我們都衝到飛機旁幫助受傷的飛行員下飛機。 我曾多次回想起那一天，當時我並不覺得傷心。 那是個令人激動的時刻，我等待著，心理深刻地感覺到我和國家在一起，就是現在，我仍然覺得如果我死了，國家就會消亡，好像日本就在我體內一樣，我們已經完全融為一體。

無人懷疑石原慎太郎對日本的熱愛，爭議在於這種熱愛是偏向正常與病態的哪一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