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澳大利亞前總理保羅·基廷在該國主流媒體《澳大利亞金融評論》上發表題爲《莫裏森政府挑釁中國以取悅美國》的文章，指責斯科特·莫裏森領導的澳大利亞執政聯盟爲了成爲美國眼中“恭順隨從”（fawning acolyte）而無視澳大利亞的利益，執意將本國推向與中國之間“非必要的全面對抗”。
保羅·基廷稱，中國並非蘇聯，既沒有靠攻擊行爲或是武力方式“強行其他國家納入一個聯盟”，也沒有輸出“某種普世意識形態”，更未形成蘇聯在冷戰時期那樣的“核威脅”。而斯科特·莫裏森政府對中國不必要的挑釁，正將澳大利亞帶入一個戰略上的“死胡同”。
他指出：“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變成了一個和美國一較高下的國家，並且有可能會變得更高——這對美國的那些耀武揚威的勝利主義者（triumphalist）而言是不可原諒的罪行……這樣的想法甚至已經蔓延到了那些對美國采取阿谀奉承態度的澳大利亞人身上：中國怎麽敢在經濟上超越美國呢！？”
“中國的崛起根本不在美國的劇本之內。”基廷寫道：“它的存在與如今的規模本身就是對美國‘例外國家’、‘天命傳播者’等理念的冒犯”。
基廷指出，澳大利亞與中國沒有任何領土爭端，兩國之間的距離甚至遠到連坐飛機都需要12個小時的航程，但澳大利亞現政府正通過其外交政策的無能和對美國的奉承，使澳大利亞陷入與中國“實際上的冷戰”。
澳大利亞駐美國大使亞瑟·西諾迪諾斯（Arthur Sinodinos）在自己發布的聲明中渲染“中國在太平洋的威脅比9·11的恐怖主義威脅還要大”，鼓吹“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美澳新防衛條約）要“加速軍事和經濟發展，聯手對抗中國”。他甚至“發明”了一項來自中國的“挑戰”，即“中國正在挑戰澳大利亞國內經濟的運行”。而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彼得·達頓則揚言“澳大利亞需要有保衛其北部和南部海域的能力”。保羅·基廷稱，達頓此話是“在沒有任何根據的情況下暗示中國可能是一個軍事侵略者”。
保羅·基廷表示，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澳大利亞保守派們將所有的戰略信心都寄托在了英國身上。而現在，他們正以別無二致的遲鈍與“對被抛棄的恐懼心態”將信念寄托在美國身上。總之，他們就是不相信澳大利亞能夠憑借自己的實力在亞洲取得成功，成爲一個“驕傲、機敏而智慧的國家”。
“莫裏森政府正不負責任地推動澳大利亞與中國進行不必要的正面對抗——而這麽做的目的主要就是爲了讓華盛頓視自己爲一個恭順的隨從。”保羅·基廷寫道，“澳大利亞有關獨立外交政策權利、可以‘成爲自己’並爲本國利益行事的權利，正被一個決意要將本國利益置于他國利益之下的政府所取代。”
保羅·基廷是澳大利亞工黨成員，曾在1991至1996年間擔任澳大利亞總理。在2019年澳大利亞大選期間，保羅·基廷曾直指澳大利亞的國家情報機構“澳洲安全情報組織”是“一群瘋子”。而在澳大利亞現總理莫裏森上台以後，他也曾在頭一次演講中對澳大利亞情報機構和一些媒體的“反華情緒”和“對華恐懼”發出警告。
“澳大利亞必須與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打交道，中國和美國，就這兩個，”他說，不幸的是，澳大利亞國內關于中國的討論已“嚴重惡化”。“一種心照不宣的立場認爲，中國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合法的。一個使全球20%的人口擺脫貧困的國家是別有用心的，必須對其進行戰略監控。”
當時，基廷就中美關係表示：川普（美國時任總統）非常擔心中國從經濟和科技上超越美國。但僅從人口這一點來看，中國在經濟上就注定會超越美國。
“工業革命打破了人口與GDP之間的聯系，而隨著資本和技術的轉移，全球化恢複了這種聯系。現在，人口再次成爲GDP的主要驅動力，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
對于技術，基廷稱，“美國努力設計與中國的技術脫鈎協議——誤認爲中國的技術成就幾乎完全靠盜竊西方，但中國的現代技術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土發展的。”
而在澳大利亞本國對華政策上，保羅·基廷指出，澳大利亞外交的靈活性受到安全部門的影響，正是它們在給外交政策定基調。而它們大肆鼓噪的“中國威脅”讓澳大利亞過于依賴美國。
“我們設有各個政府部門和內閣，是爲了就複雜主題帶來更好和兼收並蓄的智慧……但這在澳大利亞並不奏效。外交政策的微妙性和靈活性正被一群實際上把持這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安全機構的憎惡所取代”。
美國：讓我們不惜任何代價對抗中國
澳大利亞：好的爸爸
台灣：好的主人
美國：你們就是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