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權中*
|
中共安插在台獨集團的間諜們
國共間諜合作共同領導民進黨
二○一○年年初，「謝長廷是國府間諜」的舊聞再次在台灣媒體炒熱。
二○○八年，謝長廷參選總統時，邱毅及前調查局官員李義雄揭露謝是調查局的「線民」，謝因此控告邱、李誹謗。二○一○年三月，台北地檢署根據前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等人的證詞，認為兩人質疑謝是間諜並非毫無依據，決定不起訴兩人。此後，謝不敢再控告任何人，等於承認自己是國府間諜。
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說：「美麗島十五人律師團，至少兩人是調查局幹員，都當過黨主席。」「其實是兩個人以上，分別的是『警備總部』和台當局『國安局』的線民。」既是「美麗島」案律師又當過民進黨主席的只有陳水扁、蘇貞昌和江鵬堅，看來，這另外一名或者兩名甚至三名的國府間諜就要在這三人中找了。
共諜遍天下難道台獨集團無？
既然民進黨內有國府的特務，那麼，有沒有共產黨的特務呢？
這一問恐怕是多此一舉！眾所周知，中共間諜當年遍佈國府黨政軍各個機構，可謂無孔不入，為中共依靠外國勢力篡奪政權發揮了很大作用。有人說，中共的朋友沒有遍天下，但間諜肯定是遍天下的。幾十年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許多國家經常爆出中共間諜案，難道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台獨集團反而沒有中共間諜，豈非咄咄怪事？
民進黨的前身「黨外」就是受中共豢養成長起來的。七八十年代生活在大陸的人都知道，「黨外」有什麼活動，中共的宣傳機器就會為其捧場，再痛罵國府一番。「美麗島事件」是否中共策劃，筆者現在還不敢肯定，但中共對「美麗島事件」大肆吹捧則是不爭的事實，翻開當年的報紙就會看到白紙黑字的見證。
台獨集團中的頭號共諜非史明莫屬
史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出生，本名施朝輝，但本姓林。父親林濟川是台中縣潭子鄉頭家厝人。母親出身於台北士林的施家大戶，史明從母姓。他早年留日參與過「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也擔任過《台灣青年》編輯。
據台獨分子在「維基百科」上的塗鴉和葉治平的《速寫史明》一文，史明上台北一中時，就有強烈的反日情緒。一九三七年，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政治經濟學，思想偏激，嚮往社會主義。
但國府前國安局長汪敬煦在他的回憶錄中卻說，史明於「民國二十六年赴陝北，進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大學，因他有特殊機關背景，共產黨另外給他訓練。所以抗戰期間，他都在中國大陸；台灣光復後，共產黨才派他回來」。
民國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三七年，這樣說來，史明根本就沒有去過日本留學。台獨分子有關史明的塗鴉，當然是聽史明吹的。據上面所引台獨分子塗鴉，史明中學時代是反日的，那麼，他有可能再去日本留學嗎？
葉治平的《速寫史明》一文稱：
大學畢業後，史明抱着世界革命的理想，橫渡上海，投身抗日，並選擇加入傾向社會主義的中共部隊。他先被接到太行山一帶加入劉伯承的部隊（鄧小平是部隊政委），因深通日語，受中共重視，所以受訓兩個月後，便被派到上海和北京之間從事敵後情報工作。他和一位女同志喬裝夫妻，為了避免懷孕而妨礙工作，他自願接受「結紮」手術，因而一生無法生子育女。
終戰後，史明被派到張家口聯合大學再受訓練。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開打，他再被派到西狼牙山一帶打游擊。在戰爭中，他看到被國民黨徵調來的台灣兵戰死很多，而被俘虜者又被中共軍隊送去當炮灰，心裏十分難過。因此向上級（聶榮臻）建議，應將台灣兵調到後方集中訓練，以待國民黨逃到台灣後善加利用。延安當局對此建議十分重視，於是將史明調到晉冀魯豫邊區（應該是晉察冀，因為聶榮臻是晉察冀邊區的軍事首領—筆者）的軍政大學，負責組織「台灣隊」。
這其間，史明也親身經歷了中共慘無人道的土改政策。他看到地主被清算鬥爭後，遭百般凌虐而死；掃地出門的婦孺，因無人敢施捨救濟而被活活餓死；清晨到井邊打水，也不時看到跳井自殺的屍體。這種情況與他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完全不同，更使他對中共徹底絕望，從而決心離開中國。
一九四八年北京城投降，林彪與聶榮臻的部隊為搶先進城而打了起來。史明乘這混亂的機會，佯稱受派到台灣工作，以假路條從石家莊沿津浦線到濟南，又在當地農民的幫助下，沿麥田低處匍伏前進，躲過國民黨軍的機槍封鎖線，來到青島，然後向國民黨佯稱是台灣茶商而取得良民證，經過十分曲折的路程，終於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回到台灣。
受派遣回台
葉治平敘述的最後一段很值得推敲。根據此段進行分析，史明當時應在圍城的聶榮臻所屬部隊中。但「北京城投降」並非一九四八年，而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史明起碼將北平提前一個月「解放」，這到底是為什麼？是記錯嗎？這不大可能！筆者查了萬年曆，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是大年初三，「大年初三」改朝換代，這對任何當年身處北平、無論是「解放」的受益者還是受難者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決不可能記錯！如果史明是在「北京城投降」後離開北平，那當年是在北平城外圍城部隊中過年的，不可能把北平「解放」的日子記錯。
唯一的解釋是，史明當時根本不在聶榮臻的圍城部隊中，所以才會記錯「北京城投降」的日子。那時，他可能還在所謂「台灣隊」中。從如上描述中，可以了解到，該隊是一個訓練赴台間諜的機構。史明之所以加上上面「圍城」情節，目的是要掩飾他是從間諜機構「台灣隊」直接派去台灣的，而標榜是「逃出來」的，但因記錯日子而露出馬腳。他後來才漏出是「從石家莊沿津浦線到濟南」，而不是從北平到濟南。「台灣隊」就在石家莊。
至於上文所云「乘這混亂的機會，佯稱受派到台灣工作，以假路條從石家莊沿津浦線到濟南……」這些和電影、電視裏的鏡頭很相似，很明顯是編出來的。
遵照中共指示擬刺殺蔣公
在中共間諜機構中，間諜之間互相進行嚴密的監視，一有人員失蹤，中共特工馬上就會封鎖附近地區進行搜查，一抓到叛諜即格殺勿論。一九四九年後，沒有任何叛諜從共區成功逃出的例子。貴為中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統帥林彪，叛逃尚不成功，史明何德何能何職務，居然叛逃成功？
如果史明真是中共叛諜，那是一九四九年後直接從共區叛共的唯一成功例子—一九四九年後的其他叛諜都是身在海外才叛共的。就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從共區成功叛逃的例子也不多。如果史明向人家說他是接受派遣任務回台灣後才叛變的，那倒還比較令人相信。
史明回台灣後，遵照中共指示進行活動。一九五○年二月，自稱叛共者的史明，又和受共產黨指揮的「二．二八事件」中的漏網暴徒走在一起。他們在台北郊外山上秘密組織擁有二十餘枝三八步槍的「台灣獨立武裝隊」，由史明領導，準備刺殺蔣公。一九五一年底，被安全機關發現，陰謀敗露後遭到通緝。史明在台北、屏東等地流浪。躲藏幾個月後，於一九五二年三月在基隆港口當搬運工。五月，他從基隆港爬上日本「天山丸」輪船，偷渡到神戶。這很可能也是中共安排的，當年台灣人要偷渡出國也不是那麼容易。
史明逃亡日本後不久，就在東京西池袋車站西出口對面窄巷裏，買了一棟五層樓的樓房，在一樓和二樓開了一家「新珍味」中華料理店。賣水餃、燒賣、滷麵等。樓房所佔面積不大，但池袋屬黃金地段，當年買下該店舖的價錢肯定很高。史明一個偷渡客，哪來那麼多錢買下這尺土寸金的樓房呢？在網上，吹捧史明的的文章不知凡幾，但都對此諱莫如深，統統沒有說到這個問題，這反而讓問題欲蓋彌彰—錢來自中共國安部的前身中央調查部！
台獨「提款機」史明
葉治平是如此描繪台獨「提款機」史明的：
對台獨運動卻十分慷慨。一九八一年《美麗島》週報發生財務危機，他傾囊相助，渡過難關。郭倍宏與李應元在北卡成立「台灣學生社」，他立即捐錢購買中文打字機，以出版學生運動刊物……為了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他將房產押出，但卻將台灣的版權無條件讓給鄭南榕先生。他的麵店生意鼎盛，但他也將收入全部投入台灣獨立運動。他為了接觸台灣群眾，常出資購買機票，招待一些工人、漁民或貧苦學生到日本「觀光」。
史明在日本期間，曾獨自創辦台獨組織「台灣公會」、「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自由獨立黨」和「獨立台灣會」等組織，還和其他台獨分子聯合成立「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灣獨立聯合會」、「台灣建國聯合陣線」、「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和「台灣獨立革命軍」等。一九九三年回到台灣後又創建「台北愛鄉會」、「高雄愛鄉會」和「教育基金會」。所謂「基金會」，一定要有一筆錢墊底。而組識一支軍隊，需要的錢就更多。
史明還出版了許多書籍和雜誌。一九六二年七月，在東京出日文版《台灣人四百年史》；一九八○年，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還出版《台灣民族—其形成與發展》、《台灣獨立的理論與實際》、《台灣民族革命與社會主義》等書，並且出版《獨立台灣》月刊；一九七九年又赴美國出版《台灣大眾》雜誌。
史明走火入魔創辦台獨組織，樂此不疲，倒閉一個後再接再厲再組織一個，好像小孩子玩「撒尿攪沙」（閩南話，意指小孩子不知所謂的遊戲）遊戲，那是他的結社自由，與人無尤；他出版很多書籍和雜誌，這些書籍雜誌相信都是沒有人看沒有人買血本無歸的。出版這些書籍雜誌如果不是血本無歸，他現在恐怕已是腰纏萬貫的大出版家了。但這也是他的出版自由，他願意出版一些沒人看沒人買的垃圾是他的事，別人不能干涉，也與人無尤。問題是他建立台獨組織和出版書籍的錢是哪裏來的。
他只是經營一家小小的店舖，居然像財神爺一樣，錢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除了出版書籍雜誌和學生運動刊物以及建立台獨組織，還買中文打字機、買機票助人旅行……史明「揮金如土」的恐怕不止這些。一家小小的店舖，經濟效益真的那麼好？這恐怕沒有人相信！
汪敬煦證史明是共諜
一九八一年，許信良的《美麗島》週報發生財務危機時，史明「傾囊相助」的錢是哪裏來的？
國府前情報局長汪敬煦老先生爆出，史明「傾囊相助」《美麗島》週報的二十五萬美元來自共產黨。汪老先生說，史明是中共情報系統派出的，並透過中共在海外的聯繫，在日本開了餐館。台獨聯盟派人到東京去受訓，每個人都帶些錢回來，就是到史明的餐館去受訓的。
汪老先生再爆出：立法委員盧修一留學法國，中共的法國負責人吸收了盧修一，然後由日本的中共負責人史明和他聯繫，給他訓練和任務。據說這是間諜防止被偵查的一種手段。盧回台灣後，文化大學聘他為教授。
但盧修一回台兩年後都沒有給史明寫報告，史明派日籍女幹部前田光枝到台灣和盧修一聯繫。前田光枝離境前，被國府情治人員攔下，並搜到盧修一寫給史明的報告，內容是說他回台後，之所以兩年沒有發展組織和寫報告，是因忙於工作，還有就是台灣社會安定，民生富足，發展組織很困難。
汪老先生還說：許信良一當選民進黨主席，馬上就到日本去，他是去和史明聯繫，要了解中共對台獨究竟是什麼看法。因為他請示了史明以後，要回來跟民進黨幹部講，他怕他們不相信，所以馬上又派張俊宏去。張俊宏一定要去，什麼道理呢？大家都知道許信良過去拿過史明的錢在美國辦雜誌，要轉達史明的話，人家就不太相信，所以必須請張俊宏去日本，替他做個見證。
許信良於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次當選民進黨主席。
如果汪老先生揭發史明的共諜身份不是事實，為什麼史明不敢興訟告汪呢？特別是阿扁在台上時，台獨分子都敢羅織風馬牛不相及的罪名告「清廉先生」馬英九「貪污」。這就是因為，汪說的是事實，史明是貨真價實的共諜。如果上法庭的話，恐怕安全部門會爆出更多內幕，還不如裝聾作啞。
或者有人會說，史明是個鐵桿台獨分子，而中共是反台獨的，因而史明不可能是共諜。說這種話者肯定是馬大哈—擁戴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理事長楊度後來竟成了共產黨，而中共是反封建的。一九二八年，楊度寓居上海，投靠杜月笙當「清客」，實際上是當共諜，為中共提供不少情報。
二○一一年九月號《前哨》的《蘇聯的首席刺客》一文，講五十年代哥斯達黎加駐梵蒂岡大使特奧多羅．卡斯特羅在聯合國大會上，把時任蘇聯外長的維辛斯基痛罵了一頓，結果名聲大噪，掩飾了自己的身份。其實卡斯特羅原名格里古列維奇，是蘇聯的金牌殺手，曾刺殺托洛茨基未遂。當他任哥斯達黎加駐南斯拉夫大使時，奉命刺殺鐵托，因斯大林死掉而作罷。
凡是間諜，必定表裏不一，口頭上一定要愈激進愈好，這樣才能迷惑人。難道要史明經常宣傳「擁護祖國統一」嗎？果如是，人家不是一眼就看穿他是共產黨派來台灣的嗎？
中共早就有「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策略。二十世紀之前，中共一直把國府當作主要敵人，而對台獨分子網開一面，當作次要敵人。中共不惜花錢幫助台獨分子建立組織、出版雜誌一點也不令人奇怪，因為這是搗國府的蛋。當然這也可以說是中共機關算盡太聰明，反幫助了台獨。
李登輝親信曾永賢是共諜
李登輝的親信曾永賢也是共諜。
曾永賢出生於一九二四年。一九四六年，留學日本的曾永賢在早稻田大學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閱讀列寧著作，並加入日本共產黨屬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回到台灣後，他參加謝雪紅的「人民協會」和二七部隊對抗國軍。一九四七年，曾永賢加入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入黨，從事間諜活動。
一九五○年初，台共頭目蔡孝乾被捕後叛共，供出台共組織，台共覆滅。
同年五月，以陳福星為首的新竹縣以北的台共組織設法與中共華東局取得聯繫，接奉《中共中央一九五○年四月指示》，召集全省高層共幹，商討重整組織，建立臨時領導機構。年底，全省各地中共組織再具規模，展開活動。一九五一年春，陳福星和曾永賢建立新的中共台灣工委。
一九五二年四月下旬，警方破獲苗栗縣三義鄉魚籐坪山區的台共新機構。陳福星、曾永賢等台共頭目被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部叛變。叛共後，曾永賢在情治機關任職，負責中共情報的解讀、研究，被任命為調查局第二處（研究處）科員、處長。
曾永賢叛共，主要是貪生怕死，其實他的共產理念並沒有改變。
一九九○年，曾永賢已屆退休年齡，卻迎來了仕途上的第二春。也是台共出身的李登輝了解到他和中共的淵源後，就延攬他進入國統會，後再升官，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資政，負責對中共的政策研究，是李登輝掌政初期大陸政策「六人小組」主持人。
曾永賢因而又和中共拉上關係，成為中共安排在李登輝身邊的共諜。在此期間，曾永賢的間諜傑作就是為中共統戰李登輝。
一九四九年，曾永賢的哥哥在北京求學，後來在天津定居。曾永賢通過他哥哥女兒的港商丈夫，和解放軍大校常燕生搭上線。常燕生是軍情部門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的特工。一九九○年，再由常燕生拉線，正式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葉劍英次子葉選寧搭上線。通過葉選寧安排，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曾永賢和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榮豐幾次進京，會見當時的國家主席、中共台灣問題主管楊尚昆。楊尚昆會見曾永賢等是由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親自決定的。
在此期間，曾永賢還和總政聯絡部所屬「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辛旗、沈衛平等進行學術「交流訪問」。照中共的「潛規則」，這些所謂研究員都具有特工身份。
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時，李登輝已經獲悉劉連昆少將提供的情報，了解到中共打的是空炮彈，但還不放心，希望通過其他渠道，確認劉連昆情報的真實性。曾永賢通過常燕生，了解到中共打的真的是空炮彈。
奇怪的是，劉連昆因為提供中共打空炮彈的情報而遭殺身之禍，而常燕生洩露消息給曾永賢，卻加官晉爵，升為少將。這可能是因為中共情報部門認為曾永賢還有用，必須讓他繼續留在李登輝身邊。
台海危機結束之後，一九九六年年底，曾永賢、張榮豐邀請常燕生到日本，在曾永賢侄子的家中會面，還在日本高級餐廳宴請常燕生，祝賀他升任少將。
二○○四年，曾永賢退休。據說他身體不好，但反而又是出書又是演講又是接受訪問，忙得要命。
他批起共產黨來毫不留情，並且特別喜歡講間諜問題，揭露中共對台灣滲透間諜。二○○九年十二月，國史館出版了他的《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在此書中，他指已故調查局局長沈之嶽是「雙面諜」。有人認為曾永賢也是「雙面諜」，因而笑指曾永賢「諜喊抓諜」。其實這和史明、格里古列維奇一樣，唱比別人高調的歌，無非就是掩飾自己的間諜身份。這是間諜慣技。
中共用炮艇載許信良偷渡回台灣
許信良也被許多人認定是共諜。上面已經說到，許信良辦《美麗島》週刊，通過史明拿了中共二十五萬美元。這在一九八一年是個大數目。
以當時每美元兌二元七角人民幣計算，二十五萬美元等於六十七萬五千元人民幣。當時，中共對沒有任何收入的城市貧民每月補助八元，也就是說，這些錢可以維持八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名大陸城市貧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自從汪敬煦老先生揭露此事後，筆者的許多朋友都在議論此事。一名朋友說，一九七六年，他的一名親戚回大陸東南沿海某縣級市市區，以一萬元人民幣向鄰居買了一座四合院。而現在，這座四合院價值在千萬元人民幣以上。也就是說，許信良拿的二十五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七千萬人民幣。
有大陸網民為這件事憤怒地在「新海川」網站質問洪哲勝有沒有拿《美麗島》的稿費。該網民說，我們大陸人在餓死，你們卻在拿我們這些經常被你們侮辱的「中國豬」的活命錢血汗錢辦沒人看沒人買的台獨雜誌，天理何在？這些錢雖然不一定是你們主動要的，但你們起碼可以拒絕拿！
一九八九年，許信良由大陸偷渡回台灣。是中共用八○四炮艇把他送到台灣海峽中線，才換乘木船回來的！
許信良如果不是共諜，為什麼當選民進黨主席後，要趕到日本，到史明那裏聽取中共指示？
二○○○年，許信良因爭奪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而和阿扁交惡。之後，退出民進黨參加總統選舉。落選後，無所忌諱地頻頻往返大陸，成了中共的座上賓；那時候，許信良一直批扁，被認為屬泛藍。但二○○八年馬英九和謝長廷競選總統時，卻轉軚支持謝長廷。不過，其媚共作風不變，仍然經常往大陸跑，中共仍然視他為貴賓。許信良後來重新加入民進黨，並在今年三月參加民進黨二○一二年總統候選人初選。
陳菊也有共諜之嫌
台共創始人之一的蘇新，一九三一年任台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一九四七年參與「二．二八」暴亂。暴亂失敗後，帶着老婆和當時只有一歲的女兒蘇慶黎逃到上海，但國府的通緝令追到上海，蘇新只好把老婆孩子送回台灣，自己則赴香港，參加組建中共御用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一九四九年三月，蘇新赴北京，任職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負責對台廣播，和老婆孩子天各一方。一九七八年，蘇新任中共全國政協委員。一九八一年病逝。
蘇慶黎長大後，投入「黨外」運動，與著名台獨分子王拓、張俊宏、許信良、姚嘉文、邱義仁、鄭南榕和康寧祥等都是朋友，尤與陳菊的關係最鐵。
蘇慶黎和陳菊都曾擔任《美麗島》雜誌編輯。《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兩人同因《美麗島》案被捕。蘇慶黎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捕，後因罪證不足釋放。二○○四年十月十九日，蘇慶黎病逝於北京。
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高雄市長陳菊訪問北京時，特地前往福田公墓祭拜蘇慶黎。據中央社報道：「陳菊在靈前瞻望良久，數度哽咽不能自已。」可見兩人關係之鐵。
五十年代，有一次，蘇新在北京家中向友人朱汝諧神秘地出示了女兒蘇慶黎在台灣學跳芭蕾舞的照片。他稱這是從台灣送過來的。這說明，蘇新一直和在台灣的家庭有聯繫。這照片是通過中共的地下人員，還是蘇新的親戚朋友輾轉送過來的？蘇新沒有說明。不過，根據中共的紀律，這一情況必須向上級匯報。
間諜滲透無孔不入的中共，知道蘇新女兒蘇慶黎是黨外運動的健將後，不可能不會加以利用，通過蘇新—蘇慶黎—陳菊，指揮眾多台獨分子進行顛覆國府的活動完全有可能。
黃信介擬率民進黨訪問團「登陸」
民進黨前主席黃信介的哥哥黃金標於一九五七年畢業於浙江大學醫學院。中共有關方面知道其弟是民進黨主席後，就賜其為花瓶組織「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和浙江省政協常委。這種「中央委員」和政協常委有特權，但不能白當，肯定要幫中共「統戰」弟弟黃信介。中共的「統戰」，其實就是招降納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