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其實很多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是很草率的，帶頭的一定是官，然後找一些學者來背書（不配合就沒有國科會補助可以領），再找樁腳、里長ＯＯＸＸ（嗯嗯嗯．．．大家都知道不用說太白）然後在受影嚮的地方或族群開幾場所謂的「公聽會」（與其說公聽會，不如說是「合諧」會），然後就得到結論：大部份的民眾都贊成，政府英明，然後就幹下去了。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當初教改，找了李遠哲等一些非教育領域的學者（甚至連各師大院校的校長都沒有延請），開幾個會，辦幾場所謂的公聽會，就決定重大的教改政策，那些人大部份都是放洋留美回來的，看到國外一些美好的制度，也沒考慮台灣合不合適，就搬來台灣用，結果咧，大家都有看到，整個教改可以說是失敗的，教育界的人抨擊的要死，只有政府說教改成功。九年一貫課程亦是、十二年國教亦是。

有些影嚮比較重大的公共政策，就像在在行駛一艘很大的船一樣，一旦決定往哪個方向打滿舵駛去，重重的船就會一直往那方向走，要拉回來很困難也要花很久的時間才能回到原來的航線，除非一開始就有隨時在監控，並且隨時再往回修正。公共政策也是一樣，一旦一個決策施行下去，就要有很多配套，並且要隨時監控「數據」，隨時做修正，這樣才不會像大船一樣，偏了方向就駛不回來。

廢除死刑也是一個重大的公共政策，如果決策的過程是由官、一群學者、法匠、牧師和一些自以為悲天憫人的叫獸來主導的話，是很容易通過的。但如果沒有好的配套和縝密的「數據」監控，很難確保不出問題。再說廢死是否也跟教改一樣，這個觀念，跟本就不適用於東方國家，或直接說根本不適合台灣呢？贊成廢死的那些人有沒有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