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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伊朗革命的變奏
二十四年前的二月，在伊朗，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月份。流亡巴黎的伊斯蘭宗教領袖柯梅尼，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乘坐法航班機返回伊朗，領導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革命。他一下飛機，就到被迫害致死的革命烈士公墓去致敬，發願一定要建立一個窮人翻身、受壓迫者獲得自由的伊斯蘭共和國。當時，興奮的群眾圍攏著他，人潮一波波湧上前，連他的頭巾也給擠得掉落下來。十天之內，伊朗政府軍棄械投降。對許多伊朗人來說，這是他們一生中最難忘、最快樂的日子。
然而，二十四年後，伊朗最高國安委員會發動慶祝這個革命紀念日時，人們的反應卻很冷漠。在柯梅尼陵墓前，重要的政府官員都沒露面，出席紀念儀式的只有三百多人，一大片座椅都是空的。
事實上，大多數伊朗人已被革命壓得疲憊不堪。他們雖然推翻了巴勒維獨裁政權，但政局的演變卻是以暴易暴，教士的神權統治不但長期控制了伊朗政治的走向，而且壟斷了詮釋宗教的權力，窒息了思想，使得伊朗社會向後倒退。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伊朗婦女在六十年代，無論是入學或就業率，都是開發中國家的典範。但在伊斯蘭革命後，她們卻被迫蓋上頭巾，走回家庭。她們為革命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可是革命建立的神權政治卻未帶來善果。
革命勝利後，接踵而來的劫持美國外交人員事件以及與伊拉克的長期苦戰，造成五十萬伊朗人喪生，弄得國疲民窮，老百姓早已不堪負荷。他們對政治的僵化和經濟的衰敗雖然深惡痛絕，但卻再也不願見到另一次革命。他們反而寄望于安定環境中的點滴改良，期待著經由選舉而上臺執政的開明教士的改革，能讓他們的生活好過些。
伊朗革命一如歷史上的其他社會革命，有許多類似的結構因素，如家長式專制、社會失衡、機構贏弱，農民或新中產階級的普遍異化等，構成某種特定的歷史情境。革命後建立的政治秩序也有權力集中，濫用暴力，突出某種理念，排斥其他理念的傾向，以及表面激進的偽平均主義特徵。但統治集團在被迫實行選舉後，保守派教士只能仰賴最高國安委員會的庇蔭，靠軍警、革命衛士、民兵所形成的利益共同體，來捍衛「革命」，靠違憲的特別宗教法庭來鎮壓異議教士和改革者。過去十多年的伊朗政治，基本上就是這些保守派教士，和經由選舉而執政的改革派教士之間的拉鋸戰。保守派也知道，他們的權力缺乏合法性，他們不可能是這場拉鋸戰的最後贏家。因此，他們要盡力把現狀維持下去。
我們似乎也可以從傳統與現代、伊斯蘭與西化的對立角度，來觀照伊朗的近代史。伊朗國王巴勒維雄心萬丈地把西化推到極致，他的政權卻葬送在反獨裁的知識份子和反西化的傳統教士的聯合陣線手裏。這是革命的必然還是歷史的偶然？如果可以重新來過，在同樣的時空環境裏，這些知識份子是否仍會採取同樣的行動？他們是否一定要等到柯梅尼把伊斯蘭基本教義推到極致，才醒悟過來？
紐約時報記者訪問了一位原伊朗改革派知識份子。在柯梅尼流亡巴黎時，他正留學美國，但為了參加革命，他中斷了學業，向朋友借了兩百美元，飛到巴黎。他是陪伴著柯梅尼返回伊朗的隨從之一。臨行前夕，柯梅尼召集他們談話表示，那一趟旅程可能會有危險，任何想要留下的人，都可留下。但每個人都堅決表示要隨行，都準備做殉道的烈士。革命之初，他協助建立了官方廣播電臺和革命衛士組織。但不久他就被排擠出局，因為他的革命同志認為他思想有問題，傾向于反對派。他寫書，但不能出版。他辦報，報館被關閉。他到大學教書，但也被解聘。現在，他兒子剛從大學畢業。兒子有一天問他，當年你在美國放棄了學業，到巴黎追隨柯梅尼回伊朗革命，建立了這個政府，你覺得很好嗎？他承認自己當年犯了錯誤。
這篇報導，讀來令人動容。然而，這樣的故事其實不斷在歷史上重演。究竟是革命背叛了他，還是他背叛了革命，看來也會因時移勢易而有不同的結論。這是歷史的吊詭。我們連感歎恐怕也是多餘的了。
（作者為旅美文化評論者）
☉殷惠敏/中國時報 92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