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人說猛話，成了石原的個人形象。 在2000年對日本自衛隊的講話中，他告訴自衛隊在9月將舉行一場大型應急演練以應對自然災難（如大地震）。 他警告自衛隊要防止“三國人”在自然災害後發生暴亂，他抱怨，“三國人一再地犯下殘暴的罪行。”他的評論是事先準備好的，而不是即興演講。 他所用的煽動性詞語“三國人”復燃了日本用了半世紀試圖擺脫的仇外圖景。 三國人，字面意思是“來自第三個國家的人”，這是日本對在二戰前或二戰時從台灣、朝鮮來到日本而在戰後被驅逐的勞動者的蔑稱。 石原用這個詞的危害是難以想像的。 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在證據缺乏的情況下，在日本的朝鮮人被指控在井水中投毒、縱火搶劫商店和住宅。 隨著這些謠言的傳播，成千上萬的朝鮮人被圍捕並被日本的暴徒殺害。

擅長揮舞“修辭之劍”的石原慎太郎因其極端的反美反華行為和言論而臭名昭著，而真正驚人的是，石原可能是這個國家最受歡迎的政治家。 在極具挑釁意味的“三國人”言論事件中，東京政府稱收到6085封電子郵件、傳真或信件對石原的評論作出回應。 超過70%的人支持這位知事。 之後，日本最大的日報《讀賣新聞》發表社論支持石原。 “在日本，我們有兩個英雄，”東京郊區市川市的一位立法委員說，“一個是東京巨人棒球隊的經理長島茂雄，另一個就是石原。”他任職東京都知事時，日本經濟剛剛經歷了10年的衰落期。 他把炮火對準大銀行、大政府、大公司，他讓民眾相信他願意改革，並且願意為此不惜一切代價。 無論如何，作為一名政客，他有能力巧妙地融入公眾，敏銳地察覺民意。

雖然行事粗暴，但事實證明，石原一直是一個務實且兼具創造力的知事。 石原不像其他民粹主義者那樣行事，他有自己規劃好的議程。 他聰明並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的右翼政治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人口。 為了增加稅收，他宣布了在東京海濱區建立賭場的計劃，即使賭博在日本是非法的。 為了改善空氣質量，他提議禁止柴油車在東京的道路上通行。 他一度把目標對準東京的財政赤字和債務膨脹，呼籲大幅縮減公共住房和公共工程項目，計劃削減接近三分之一的城市預算和政府工資。 他希望東京賣掉一部分財產，甚至提議政府出租知事的官邸。

石原最巧妙的舉措是2000年對財政部的一次攻擊。 國家稅法規定允許地方政府徵收一定的稅款。 石原慎太郎利用這一規定，對在東京經營的大型銀行的利潤徵稅3%。 這項稅收的預期收益預計為一年10億美元，將用來消除東京的財政赤字。 此時的日本民眾被國家經濟惡化所累，而大型銀行卻依舊賺得盆滿缽滿。 這就是典型的石原：利用民眾對銀行的不滿而發起攻擊。 “這種論調是他擅長的，”他的兒子和政治知己、國會參議員石原伸晃說。 石原慎太郎的激進計劃讓市民也意識到可以發揮他們的力量。 如果他的改革成功，他可以通過把權威從中央政府轉移到家庭、城市、鄉鎮來徹底改變國家的運作機制。 甚至有呼聲希望他成為首相。 如果他能治理好東京，為什麼不能治理好整個日本呢？

但石原慎太郎一類的民粹主義者不可能在日本議會體系中被選為首相。 石原自己也承認，在過去絕大部分時間裡，日本議會由一向謹慎的自民黨控制。 在這裡，枯燥乏味的政客從底層按部就班地升職，他們不會有太多超出想像的作為。 而在地方一級，領導人由民眾投票選舉產生。 在石原慎太郎之前，喜劇演員、明星、名人一直是選民們青睞的領導候選人。 石原慎太郎似乎掌握了所有問題的答案，作為一個外部的煽動者可以輕易地指摘內部問題而贏得民心，但他的暴烈個性和刻薄言辭並沒有把他送上更高的政治舞台。 即便如此，他操心的也不僅僅是東京的問題。 他喜歡的問題包括日本的外交政策和日本的世界地位，但是知事一職讓他除了偶爾對中國和美國問題信口開河外沒有其他機會。

“愛國主義者”--反中與反美的背後

從1989年至1995年，石原慎太郎陸續出版了4本政治評論集《日本可以說不》、《日本還是說“不”》、《日本堅決說“不”》、《日本經濟可以說“不” 》。 這一系列作品都在發出一個聲音：日本要在外交上擺脫對美國的服從和諂媚，勇敢地對美國的不合理要求說不。

他也是一個繁忙的外交官。 他參加過蔣介石的葬禮，與李登輝交情不錯，邀請達賴喇嘛參觀他的辦公室。 同時，他還是一個行動主義者。 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直都是中日關係發展的障礙，而石原曾在《產經新聞》上發表給天皇的公開信中說：“我每年在8月15日那天參拜靖國神社，我熱切地希望在日本戰敗60週年的8月15日，天皇陛下參拜靖國神社。”

在中日更為敏感的釣魚島問題上，他也動作頻頻。 1978年，石原慎太郎與青嵐會成員發起了日本方面的首次“保釣”，募集十幾位大學生到釣魚島的東南方蓋了一座燈塔。 2005年5月中國反日情緒高漲之時，石原與民主黨議員枝野幸男共同要求日本政府派駐自衛隊到釣魚台維護主權，並且在5月25日帶著國旗駕船登上具有戰略價值的“沖之鳥礁”，在島上揮舞國旗、親吻土地。 此外的更多時候，他為媒體提供源源不斷的話題。 他在《花花公子》雜誌的採訪中聲稱南京大屠殺受難者的數字被誇大；在《泰晤士報》的專訪中呼籲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會，理由是2004年亞洲杯足球賽時日本隊被中國球迷攻擊。

昔日的文人“太陽王”只是藉著隱喻間接地批判現實，而作為政治家的石原慎太郎則發出了更為清晰的呼聲：日本需要獨立需要自信，日本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1980年代末，《日本可以說“不”》在日本大賣兩百萬冊，甚至在華盛頓也激起震動。 他在書中聲稱日本在世界上擁有技術優勢，如果缺少了日本的半導體，美國人的原子彈不可能直線飛行。 石原認為日本必須利用這一技術優勢在世界上獲得應有的地位，日本不再需要順從地跟在美國之後。

缺少戰爭傷痛體驗的石原慎太郎無法忍受日本在美國身後亦步亦趨。 戰後大多數的日本思想家無法擺脫戰爭的罪惡和對美國幫助重建日本的感激之情，他們基本上傾向於謹慎、間接地書寫與美國的關係。 他把這種謹小慎微稱為日本應該拋棄的奴性。 當被問及日本為什麼要對美國貿易做出讓步時，他說，“這是因為我們戰後受到冷落的心態沒有改變。因為官僚和政治家認為，美國為戰後日本複蘇所做的太多，日本欠了感情債，他們甚至在美國人做出不合理舉動的時候也默許了。”他指責二戰後不良的教育讓日本失去了應有的自負。 在他看來，人格化的國家需要有一個自我的意見，只有強烈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才會有國家的尊嚴，才會獲得其他國家的尊敬。 “福澤諭吉為了表明明治時代人們的勇氣曾說的：'無獨立之心者，思國豈能深切。立國非公，是私也。'這句雄渾的話，我們應該再為自己把它取回。”這是石原慎太郎立下的決心。

面對美國輿論給他貼上的“民族主義”標籤，他以“這是美國人的傲慢”回應。 “他們認為或者他們希望日本的人民沒有自己制定全球理想的能力。”面對媒體，他謹慎地以“獨特性”來詮釋自己對於日本的自信與熱愛，他也稱日本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 在他看來，日本這個黃色種族建立了近代唯一的軍事產業國家。 在歐洲近代史中，日本作為唯一的異端者存在，使歐洲勢力衰退，終結了過去大約300年間稱霸世界的歐洲文明。 他相信正是這樣的結果，讓白人一直排拒日本。

石原慎太郎理念中的反美與反華總是互相交錯，有時甚至是互相遮蔽的。 他相信日本首先是一個受害者，“一般而言，美國人並不知道原子彈炸死多少人，也不曉得死於核戰後遺症的人有多少。”在他看來，美國投下的原子彈和中日戰爭中的手槍機槍不能相提並論，“它們不是一回事。”他還一再對南京大屠殺虛構論作出解釋。 他一方面對中國聲稱自己並不是否認屠殺，只是認為30萬人死難者的數字完全是虛構；另一方面他又提醒美國日本在戰爭中犧牲了更多生命。

在這種自衛論的邏輯裡，處於歐洲殖民主義歷史中的國家只有在搶奪殖民地和成為殖民地之間抉擇，日本選擇侵略他國似乎是避免成為殖民地的無奈之舉。 這不僅是石原慎太郎的詭辯，更是日本右翼談及二戰的經典論法。 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幾度希望融入西方卻始終無法成為“正常國家”，而後，亞洲的鄰國也已告別東亞病夫的姿態，以蓄勢待發之姿與日本競逐亞太地區的領導權。 因此，在石原看來，同時挑戰西方和中國才能讓日本在世界版圖中重新定位自我。

隨著冷戰的瓦解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共產世界與自由世界的二元法頓時失去意義，石原慎太郎的反華目標也從反共轉為宣言中國威脅論。 在1995年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合著的《亞洲的聲音》一書中，他預言中國將由集權國家分散為多族共和。 他曾經多次指控中國軍事擴張。 2000年8月接受德國《明鏡周刊》訪問時稱“中國是最大的威脅” ；2001年9月訪問美國時，指責中國企圖在亞洲建立“擴張帝國”，支配整個亞洲地區；2005年11月再訪華盛頓，石原在演說中表示“美中若開戰，美國必敗”，因為“戰爭歸根究底即是生命的消耗，但中國沒有尊重生命的價值觀，而有著公民社會的美國則仍仰賴公民決定，因此一但進入消耗戰，必定不敵中國。”因此石原主張美國應該對中國採取經濟封鎖，以遏止其軍事擴張。 最後石原還強調中國可能發動核戰：“美中之間若有紛爭，中國勢必想除掉最礙眼的美日安保體制，到時候中國的核子彈不是落在琉球，就是對準東京吧！”伴隨著中國實力的崛起，石原對美國的挑釁態度逐漸修正為強調日美同盟關係，要求共同防堵中國崛起。

石原慎太郎總是這樣緊隨著時代的變化，抓住一切機會和話題為他的國家發出聲音。 但他一再堅稱，“我不排外，我只是愛國。”

即使宏大的歷史背景可以為理解石原慎太郎的激進行為提供一些線索，卻無法武斷地推論這些是時代推到他面前的“非如此不可”的選擇。 他以文學家的修辭彌補一切縫隙，可以一面反對共產主義對個人的管制，一面為軍國主義的神風敢死隊謳歌。 從其所謂的存在主義出發，石原將“國家” 與“自我”關鍵性地合一。 很難分清這究竟是他高深的境界還是又一套詭辯之詞。

在1999年8月與漫畫家小林善紀的對談中，石原描述了個人“情感生活” 成形的時刻，那是在他的青少年時代：

日落時分，我和同學們及一群後備隊員在跑道旁焦急地等待著。 突然，一架戰鬥機飛了過來，緊急著陸，我們都衝到飛機旁幫助受傷的飛行員下飛機。 我曾多次回想起那一天，當時我並不覺得傷心。 那是個令人激動的時刻，我等待著，心理深刻地感覺到我和國家在一起，就是現在，我仍然覺得如果我死了，國家就會消亡，好像日本就在我體內一樣，我們已經完全融為一體。

無人懷疑石原慎太郎對日本的熱愛，爭議在於這種熱愛是偏向正常與病態的哪一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