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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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曾經說過要從東京都出發去改造整個日本。
石原慎太郎:正在改造。 最起碼輻射到了東京都周邊的3個縣:琦玉縣(日本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千葉縣、神奈川縣,他們正在參與東京都的改革。 不過日本的官僚都很自負,東京都的成功經驗他們也不效仿。
人物周刊:很多中國人認為你在東京都人氣非常高,是因為你對中國強硬,他們誤解你了嗎?
石原慎太郎:可能是吧。 我是不喜歡中國的共產主義,但是喜歡中國的文化。 我尤其喜歡中國的兩個人物,一個是鄧小平,一個是《金瓶梅》裡的西門慶。 (笑)
人物周刊:你怎麼評價日本“失去的20年”? 假如你是日本首相,要著手做哪3件事?
石原慎太郎:我首先可能效仿中國政府,要讓國會3年不動,還要在經濟上搞軍隊式的強硬改革。 最重要的是稅制,消費稅不改不行,對富裕階層要大量徵消費稅,但對於最基本的生活開銷不應該加稅,比如大米就不該徵消費稅,但便利店裡的飯糰就可以加上消費稅。 近些年日本人對金錢的慾望越來越強,對交稅納稅都有很大的抵觸情緒,可是如果不把消費稅問題解決了,日本經濟好不了。
人物周刊:你在日本一直是以改革者的形像出現的。 難怪有人從學術上分析說,很多改革者都推崇強力,帶著點法西斯色彩。
石原慎太郎:學術上很多東西都是不正確的! 改革和政治都是需要強力的,改革和一些具體的政策當然有很多界限,但是也必須要追求合理的效率。 像鄧小平,他雖然是共產主義者,但是在中國第一個提出了對效率的追求,我覺得是很了不起的。 我對鄧小平這個人�**椄O很尊崇的,比如他在一些關鍵時刻的決斷。
人物周刊:有媒體報導說你認同“日本民族優秀”之說,請具體解釋一下這個,日本民族優秀在何處?
石原慎太郎:優秀是相對於誰來說呢?
人物周刊:這也正是我想問你的。
石原慎太郎:日本有優秀的地方,也有落後的地方。 比如優秀之處,當然不止是日本,也包括中國韓國,好像使用漢字的國家,文化都很發達。 日本用從中國引入的漢字,創造了簡短的和歌,也寫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 中國也有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不過現在是不是寫的人很少了? 我自己也寫詩。 日本另一個優點是細緻,所以日本的電子技術比較發達。
我對海洋非常感興趣,也是日本帆船協會的會長,經常出海,常常感到日本是一個島國,自古就大量吸收外國的文化,比如向中國派遣唐使--中日兩國的交流也有過很大的犧牲,鑑真和尚6次東渡日本,在奈良建成唐招提寺;而日本的留學僧阿倍仲麻呂,和李白杜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最後死在中國,杜甫還作詩追悼他。 雖然日本比較注重吸收外國的先進文化,可缺點是面對外部壓力時表現懦弱,沒有自己的主張,聲音發不出來。
人物周刊:我知道亞洲國家包括日本對中國的崛起有一種戒懼的心理,但是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對日本也有一種擔心:軍國主義的複活。 現在的日本,全體國民被動員起來去做一件事情,就像二戰一樣,這樣的事情還可能發生嗎?
石原慎太郎:可能性是沒有的。 日本已經墮落為個人主義之國,(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連帶感已經消失了。 這當然是由於美國的統治和奴化,像這樣情形的西方發達國家,可能只有日本這樣一個。
人物周刊:你從《太陽的季節》時候就試圖表現一種男性的氣概,你也曾表示過戰後日本對美國亦步亦趨,是最女性化的時代,可是你不覺得,一個和平、禮貌、不給別人添麻煩的日本,才是人們喜歡日本的原因嗎?
石原慎太郎:日本現在就像一隻被閹割掉的狗,對誰都無害。
人物周刊:可是外界對日本還有個判斷,日本社會這些年是在往右轉,這是不是在往男性化轉變了?
石原慎太郎:你看奧運會的結果,這樣的國家不會出優秀的選手。 如果一個運動員對國家沒有概念,對國家沒有感情,他跑得也不會很快。
人物周刊:你給人的印像是說話口無遮攔,有人說這是你作為文人缺乏理性、感性充盈的結果? 你不怕誤會和誤解嗎?
石原慎太郎:我說的都是我的真心話,誤解誤會我都不在乎,所以我才是存在主義者啊。
人物周刊:在你看來,偉大政治家和普通的政客之間的區別是什麼?
石原慎太郎:(起初不解,聽完對“政治家”和“政客”在中國語境裡的解釋後說)那日本都是政客。
人物周刊:包括你嗎?
石原慎太郎:我當然有我自己的主張和理念,所以對自民黨失望後,我就出來了。 不過像我這樣的政客,在中國大概就被肅清了吧。 (笑)
人物周刊:我的感覺,日本愛國主義在戰後體制下被擠壓變形。
石原慎太郎:日本沒有愛國主義,也沒有民族主義,二戰前被天皇和軍方鼓動起來的愛國主義,在戰敗後就結束了。 現在日本缺的就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人物周刊:難道日本的右翼不存在嗎?
石原慎太郎:日本根本不存在右翼了。
人物周刊:你也不是右翼?
石原慎太郎:在街頭跑著宣傳的都是暴力集團。 二戰前當然是有右翼的。 我喜歡三島由紀夫的一句話:沒有健全的恐怖主義的國家,也不會有健全的民族主義。
人物周刊:你認為日本在國際社會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石原慎太郎:日本首先應該對國際社會有一種表示,比如剛才說的擁有核武器,如果日本真要做,可能用不了3年,就會造出來,包括宇宙飛船,日本有這個技術。 現在,日本在國際社會上沒有發言權,也不想發言,如果這樣下去,會被歷史吞沒的。 現在的歷史正在進入一種報復的循環,白人世界已經激怒了伊斯蘭世界,這樣下去會形成一種新的混亂。 而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和美國的摩擦也會增加,日本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日本的政治家都不考慮這些問題,當然我在考慮,可是我上了年紀了,沒有用了。
(感謝日本財團胡一平女士的大力協助)
石原慎太郎的批判:正常還是病態?
在日後訪談中回想起這段過程,他表示,此時對於日本國家前途的憂心,即是擔憂日本將步越南後塵淪為共產主義國家。 顯然在步入政壇之前,石原認同自民黨、 憎惡左派的立場已再確定不過。
1955年到1970年自民黨掌權期間,日本國內政治的對立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風起雲湧。 國內左右兩派勢力圍繞美國強加的“民主-和平”體制持續角力。 右派主張“修憲-重新武裝”, 認為憲法中的和平條款致使日本國家主權跛腳,需要修憲以確立日美平等的“夥伴關係”。 在左派觀點中,“護憲-和平主義”才是冷戰結構下日本的處世之道,他們既批判美國勢力在東亞的擴張,也希望維護和平憲法,唯恐再次捲入戰爭。 1960年岸信介內閣強行修改美日安保條約並續約,引發大規模的社會抗爭。 日本國民不但害怕戰爭,也需要和平民主體制與國家主權的統一。 在這樣的矛盾中,日本國內反美反戰情緒高漲。
從一開始,石原慎太郎就清楚地認同自民黨續約的選擇,但反對國會不顧民意強行通過的做法。 他撰文反對群眾因盲目反美而瘋狂反對安保續約,奚落進步知識分子的愚蠢。 在他看來,“他們的愚蠢是對日本強制以叫做民主主義的絕對方針統治過的美國,在下意識的屈從與意識上的反彈,而對當時對立的另一個意識形態所統治的社會主義體制產生了無謂的幻覺之故吧。”越南的經歷讓他聯想到日本“或有自由主義體制被侵蝕而崩潰的日子來臨。”他在自傳中回憶起從政念頭的萌發,“為了防止這一事態的發生,我是不是應該自行展開行動。”
1968年,即石原從越南歸國後的次年,在自民黨的支持和巨星胞弟的力挺下,石原慎太郎以創紀錄的300多萬票當選日本參議員。 4年後,他又競選眾議員,同樣順利當選,就此連任8次。 歷任日本內閣環境大臣、運輸大臣,1999年當選東京都知事(東京市長)後連任3屆至今。 僅從媒體報導的關於石原慎太郎的只言片語中,似乎很難把這個唯恐天下不亂的煽動滋事者與他一帆風順的政治生涯聯繫起來。 事實上,這位挑釁者一開始就在政治譜系上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與那些只會叫囂的政治混混不同,石原慎太郎從踏入政壇的那一刻開始就有自己清晰的政治主張。 競選參議員時,石原慎太郎以“在體制內革命”為競選口號。 對現存體制的反抗甚至革命也確實貫穿著他的政治生涯。 在當初左右兩派激辯日本是否應該擁有核武器時,他把主張開發原子能源作為重要競選政見。 至於開發原子能源後是否要發展核武,可交由全民公投決定。 在他看來,為了抗衡美甦的恫嚇,這一做法是以“和平”為目標的選擇。 這就是石原慎太郎,他總是能在個人與國家、和平與武力之間自圓其說。 對他而言,政治與文學都要依靠言語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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