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石原慎太郎

刊於《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0月17日

提到石原慎太郎這個名字，中國民眾立即會聯想到很多詞彙：日本右翼，反華分子，軍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煽動者，麻煩製造者……

毫無疑問，中國媒體經常給石原貼的這些標籤，無一是正面的。

給人貼標籤，有表述上的便利，也有簡化問題的缺陷。 事實上，貼標籤已經是作出了評判，--但在作出評判之前，對所評判之人和事應有充分、真實與客觀的了解，應是公認的正確態度。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中國媒體對於石原氏，尚無任何有深度的訪談與報導，雖然對石原慎太郎這個名字念茲在茲進而批判之，但多是對其只言片語的應激式反應，而沒建立在對其人其言其行的全面系統了解之上。

真實的石原慎太郎遠非幾個標籤可以描述。 他是政客，也是作家、導演、航海探險家；他既反中，也反美，他是國際上的麻煩製造者，更是日本國內的麻煩製造者；他強調日本的優越，也主張日本與亞洲共存；他謳歌神風隊員，質疑南京大屠殺數字，參拜靖國神社，卻也厭惡戰時日本；他反對當下體制的中國，卻喜愛歷史文化的中國；他是煽動家，經常刺激公眾的神經，不遺餘力地批判日本的種種弊端，卻又是日本最受歡迎的政治家之一……

這些貌似龐雜混亂的信息背後，石原慎太郎有著怎樣的邏輯？

拋開成見與刻板印象，撇開石原慎太郎是敵人，先看看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先做了解再作評判，即便是“敵人”，也許也有忠言，本刊報導一位“反華分子”，道理其實很簡單：了解我們的對手，是為了更好地應對他。

石原慎太郎：日本早就沒有右翼了

本刊記者楊瀟黃廣明發自東京

即使是在高樓林立的西新宿，東京都廳（市政府）所在的“雙子之塔”也顯得鶴立雞群。 243米的高度令它本身也成了景點，45層的南北兩個展望室免費向公眾開放，人們在這裡可以花300日元打印一份自己生日當天的《讀賣新聞》頭版，再端上一杯咖啡，俯瞰關東平原，天氣好的時候，可以看到西南方向的富士山。

在展望室下面，大約17萬職員支撐起了這個GDP相當於澳大利亞的巨型都市的政府運作，78歲的石原慎太郎自1999年起就成為他們的領導者，併兩次連任至今。 而在中國，這位東京都知事（市長）更出名的標籤是“頭號反華分子”、“右翼政客”以及“軍國主義分子”。

9月16日下午，“雙子之塔”7層的一間會客室，傳說中的石原慎太郎走了進來。 並沒有想像中的高大，你可以說他沒有表情，也可以說他掛著禮節性的淺笑，臉頰上的老年斑清晰可見。 “你有些問題比較尖銳，我的回答可能也就比較尖銳。”這是他的開場白。

採訪開始還不到10分鐘，他就一把扯掉了領帶，扔在右邊的桌上，“我討厭系領帶！”半個小時後，他又脫去了西裝上衣，翹起了二郎腿。 他主動提起了釣魚島問題、西藏問題，批評美國和批評中國一樣毫不留情，然而他對日本的用詞卻是最狠的，如果單看他的某幾句話，恐怕有人會以為他不但“反華”“反美”，還“反日”。

他也一再聲明對中國文化的喜愛，採訪中曾起身進屋拿來一本書送給記者，是台灣出版的中文版《我不結婚》--這是他70歲時寫的小說，主人公是24歲的青年。 他對照記者的名片看了半天，請翻譯為他寫出繁體字，然後才肯落筆簽名，“簡化字不好！”

他又不時翻看我們帶來的雜誌，那期封面是“山西王閻錫山”，他看著那個微笑的老頭兒，找了個機會用不太標準的中文重填句子：“東京王石原慎太郎”！ 也笑。

採訪結束時，他“警告”我：你要是把我寫壞了，我可是要扔炸彈的！ 記者又提起《中國可以說不》以及《中國還是能說不》裡對他的攻擊，他手臂一揮：“你應該把他們帶來！”

人物周刊：你一直被相當多的人看作反華人士，甚至有中國媒體稱你是“頭號反華分子”，是這樣嗎？

石原慎太郎：我當然是站在共產主義對立面上的。 我很喜歡中國的文化，但是不喜歡中國的共產主義。 我想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社會的成熟度越來越高，可能有更多的人會對共產主義有不同的看法。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反共不反華。

石原慎太郎：對。 我不反對這個國家，但是只要共產黨支配這個國家，那麼他對日本就是一個威脅。

人物周刊：你至少在1995年和2002年兩次預言中國將會崩潰，現在看來，是不是有點把中國問題簡單化了？

石原慎太郎：這個預言是有點偏差了，沒有預測對。 我當時這個預測主要是從經濟上，我和英國一個經濟學家對此進行過探討，為什麼預測中國經濟會崩潰？ 是看到中國的金融市場很不穩定，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也不樂觀，大量資金無法回流。 可是後來一看，很多政府官員都成了國企的董事長，而且很快完成了轉制和民有化，從結果看我們的預測確實有偏差。

人物周刊：這種預言的失誤是否也和對中國的偏見有關？

石原慎太郎：不是偏見的問題。 因為我們是按照一般的經濟常識來預測中國的，因為中國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一黨制的國家，很多政策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當然也可以說是一種成功，對於這種成功我們很驚訝，但也稍微有些戒備。

人物周刊：現在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這對日本意味著什麼？

石原慎太郎：中國確實經濟發展很快，而且中國是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在一定程度上，人口就是力量。 當然人口多有時候會帶來一定困難，可是達到某個水准後，對國家經濟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 當然推動經濟進步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是新的技術，從這方面說中國對技術的評價有一些問題，比如版權問題，盜版比較多，這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這些行為對被盜版的國家來說是危險的。

人物周刊：2008年，你出席了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印像如何？ 之前你到過中國嗎？ 那次北京之行是否改變了一些你對中國的印象？

石原慎太郎：大約15年前去過上海，那時候的印象就是人很多，而且當時上海比較亂，路比較窄，也有很多垃圾，不像日本人會把自己家門口都弄乾淨了。 而且人也不排隊。 可是這些人到了日本來，也會排隊，所以社會成熟富裕後，人的教養也會提高。 這也是我2008年在北京的體驗，中國在這方面還是有很大提高。 前幾天看了日本的電視節目，拍的是中國北京798的一些藝術家，看了很有共鳴--這些藝術家也是對這個社會有自己的看法，這就讓我想起了年輕的時候，也是對傳統的道德等等很有逆反的心理，對社會也是批判的姿態，所以年輕人總是進步性的力量，可以帶動社會和文化前進，我對此很感興趣。

人物周刊：你也看到了中國社會內部是多元的，那麼日本的一些右翼是不是應該改變“中國社會是鐵板一塊”的看法？

石原慎太郎：確實是。 人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個性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不喜歡一個獨裁的國家，也不喜歡戰爭時的日本。

人物周刊：我讀了你20年前寫的《一個可以說不的日本》，你對美國批判得也很厲害，外界評論說你反美又反華，這兩者區別何在？ 民族主義是不是轉嫁國內矛盾的有效手段呢？

石原慎太郎：不是反美，是厭美，也不是反中，是厭中。 美國和中國相同之處在用強壓的手段對付別人，總之強權是我不喜歡的。 日本現在還是處在美國的統治之下，美國聲稱用核保護傘保護日本，可是對日本來說，周圍的中國、朝鮮、俄羅斯這3個國家都有核武器，唯獨日本沒有，美國如何保護日本？ 日本最終得不到美國保護，在世界上也沒有發言權。 可能我說得比較過激，日本也許應該擁有屬於自己的核抑制力，來在世界上發言。

尖閣列島（日本國內對“鉤魚島”的稱呼）問題，可能會成為中美日三方的敏感問題，中國5次召見日本駐華大使，這對日本是一種侮辱。 日本也有過民族主義情緒非常高漲的時期，那是在明治維新以後，日俄戰爭勝利之後，結果後來一步步走向了戰爭。 當然中國和那時的日本情況不一樣，中國經濟發展很快，年輕人民族情緒高漲，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也很困難，又要調動這方面的情緒，又要施以控制，以免造成危險。 我是比較冷靜地看待這個問題的，中國政府現在可能比較頭疼。

人物周刊：中國在1990年代中期也出版過一本《中國可以說不》，其中一個作者後來還到日本和你辯論？

石原慎太郎：好像是有過。 （不願再談）

人物周刊：你曾自稱為存在主義者，反對共產主義對個人人性的扼殺，但同時你又撰寫電影劇本，稱頌為國犧牲的“神風精神”，這難道不矛盾嗎？

石原慎太郎：我既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對於那些和我同齡的、為了國家獻出生命的年輕人，我當然要表示我的敬意。 我贊同他們的選擇，我的自我裡有國家，而國家裡有自我，這並不矛盾。

人物周刊：你在自傳《國家的幻影》裡說，“到了今天，所謂的愛國或者憂國的思想表達，及為此而自我犧牲，必將更被認為是滑稽而受到排斥的。”你覺得今日日本在這方面是在退步嗎？ 你是否為此感到失望？

石原慎太郎：我認為自我犧牲是一個男人最大的美德，如果沒有自我犧牲的精神，就沒有男人的魅力。 自存主義並不是個人主義，而是黑格爾主張的自我存在主義，我對他的理念和哲學是比較贊同的。 一個成熟的文明社會就會出現這樣主張的人，剛剛說的中國的藝術家，他們也可以說是這樣的人物。

人物周刊：你是作家出身，1966年受《讀賣新聞》之邀訪問了處在戰爭中的南越，這成為你後來從政的轉折點，現在回看，你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嗎？ 你覺得以一己之力給日本帶來了什麼改變？

石原慎太郎：如果不正確，我還有什麼活的價值呢？ （笑）我雖然在自民黨時期沒有太多政績，但是在東京都時期還是很有乾勁的。 東京都的職員都非常優秀，我認為東京都知事可能比日本首相更有乾頭，因為有的首相一年都乾不滿就要辭職。 東京都的預算和加拿大一個國家的預算是差不多的，中央政府的動作太遲緩，而我希望在東京都更快地振興中小企業，要以東京都和中國建立交流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