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台灣人大概不曉得,中國很早就要廢中醫了,國民黨廢過一次,共產黨本來也要廢
是被毛澤東力保才活下來,毛澤東為了保護中醫還不惜親手幹掉了兩個衛生部長

眾所皆知,毛澤東一直痛恨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搞紅衛兵要砸爛一切中國的舊文化
確偏偏獨愛中醫,是毛澤東相信中醫??也不是,看過毛澤東醫生寫的書就曉得
毛澤東自己從來不看中醫,只看西醫.還一次得意的問毛澤東醫生:

"我提倡中醫,要中國人看中醫,可是自己從來不看中醫,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中國學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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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医情结”的历史真相


张功耀

　　新生的红色政权在中华大地建立起来以后，我国医疗卫生界的同仁们曾经对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充满了热情和激情，并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表现出了他们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的极大关心。建国不到一年，1950年8月7日至19日，新中国就召开了有700多人参加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政府做出了“预防为主”、“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公营医疗机构实行合理分工”、“医疗卫生事业要面向农村、面向工矿、照顾少数民族”四项决定。其中，“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的基本含义是，在全国推广西医和把中医中药纳入科学化、法制化的管理轨道。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集体讨论做出来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在全国实行了三年以后便被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否定了。中医中药不但统一吃上了皇粮，而且在法制化和科学化管理方面获得了“彻底解放”。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可以监督和约束中医中药，乃至于任何人都不得从任何角度对中医中药说半个“不”字。对于毛泽东这种把个人专断凌驾于党和政府的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之上的行为，中医卫道士一直把它渲染为毛泽东的“中医情结”。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中医情结”呢？毛泽东“中医情结”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至少有两个独立的文献，可以证明毛泽东本人并不相信中医。

　　第一个文献是王明写的《中共50年》（我有这本书）。其中记载说，毛泽东在1949年曾经说过，中医是旧医，属于旧事物。西医是新医，属于新事物。新事物一定要代替旧事物。

　　第二个文献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写的回忆录。我没有这本书。但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这本书的全文。近年来，我国的中医卫道士们还经常掐头去尾地引用这本书的相关内容,并以此为毛泽东的“中医情结”做脚注。

　　因为这两个文献是以各自独立的方式记录下来的，而且它们可以相互印证，所以，这两个文献的可信度极高。

　　依据这两个文献，毛泽东既不相信中医，也不吃中药，甚至没有读过中药书。但是，毛泽东却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倡导中医，甚至为此折损了三员大将，即，三位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王斌、贺诚、苏井观。对此，中医卫道士们只顾断章取义地刻意渲染个中情节，却疏于分析其中的原因，以至于谬种流传，把不少读者带进了雾里看花的境地。

　　据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1955年4月30日，毛泽东曾经这样对他说：“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

　　在这里，毛泽东没有列举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却列出了中医和麻将这样的东西。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的人知道，麻将是在明朝的时候才开始兴起来的。比麻将更早，影响也更大的，还有中国象棋和围棋。如果麻将算中国人对世界做出的三大贡献之一的话，则中国象棋和围棋不应该被排除在外。麻将之所以取了一个“麻”的名，是因为这种玩具具有麻醉人们心智的作用。有鉴于这样的消极作用，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新中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严厉禁止过打麻将。毛泽东把中医与如此消极的东西放在一起，作为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说出来，实在不知其深刻用意何在。

　　毛泽东把中医列为中国人对世界做出的“三大贡献”之首，所依据的仅仅是“中国人口众多”。毛泽东说：“至于中医，你想想看，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经过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战争屠杀，到现在人口怕有了五亿多人了吧？有这么多的人，是西医的功劳吗？西医到中国，不过上百年。数千年来，老百姓就是靠中医。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把中医一笔抹杀呢？”这显然是毛泽东为他以个人专断的方式改变政府决策而做出的辩解。不过，紧接着，毛泽东又说出了这样的话：“中国的书，只有佛经和中药书我没有读过。”顺便，毛泽东还问他的私人医生：“你读过中医书吗？”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写道：“这可把我问倒了。虽然我的祖上都是中医，可是我没有想到中医对中国人会起这么大的作用。何况，在医生还没有出现的远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又怎样解释呢？”于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对毛泽东说：“我试着读过张仲景的《伤寒论》，可是弄不清楚金木水火土的道理，读不懂，昏昏然不知道书上说的什么。”毛泽东听后大笑说：“阴阳五行是不好懂，可能是代表人体内的生理和病理状态。我主张中西医结合，首先要让一些有根底的西医学中医，老的中医也应该学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和病理学之类，要能用现代科学阐明中医的理论，也应该将一些古典的中医书翻译成现代语言，或者加注解说明，经过一段时间，总可以形成中西医结合起来的新医学，对世界会有贡献的。”

　　停了一下，毛泽东又说：“我提倡中医，可是我自己不信中医，不吃中药，你看怪不怪？”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答道：“是很怪。”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毕竟是医生，不是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因此，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不能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去理解，何以不信中医不吃中药的毛泽东要提倡中医？事实上，只要把毛泽东这个“是很怪”的决定，放到更深远更广泛的历史长河去分析，是可以找到相关答案的。

　　毛泽东用中国人口众多来反证中医的伟大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在20世纪的30年代，陈立夫先生也曾经犯过，并遭到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先生的反驳。

　　事实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不是先有中医后有中国人；而是先有中国人后有中医。众所周知，今天我们还在用“龟寿鹤年”来祝福人们长寿。龟与鹤没有中医可以长寿，人类没有中医反倒不能长寿么？在孔子那个时候，没有《五十二病方》，没有《黄帝内经》，没有《伤寒论》，没有针灸，没有扁鹊、张仲景和华佗，当然也更加没有如今那些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中医泰斗”，可是，孔子却依然活了73岁。据传说，比孔子更早的彭祖活了800多岁。没有《黄帝内经》的中国人能够长寿。有了《黄帝内经》以后的中国人反而越发短命了。这难道可以证明中医在历史上的“伟大贡献”么？

　　毛泽东没有读过中药书。这恐怕是一个实情。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读过中药书，不信中医，也不吃中药的政治家，却极力倡导中医，把中医中药标榜成“伟大宝库”，甚至在倡导中主张彻底“解放中医”，就连依据科学化和法制化的原则管理中医也被废除了。如此自相矛盾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不信中医的毛泽东果真有如此厚重的中医情结吗？

　　要解开这个迷，还得从我国50年代所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说起。

　　1949年10月1日，西南战事还没有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宣布成立了。饱经战争苦难的中国，经济、科技、国防、医疗卫生事业百废待兴。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要在“一张白纸”上描写社会主义蓝图。1950年，西南战事结束以后，这个理想变成了“迅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艰巨任务。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历史的读者可能知道，当时我国政府确定的“迅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其中包括尖端的军事工业。起初，这个尖端军事工业的重点是战机、舰船和大炮。以后，又延伸出了“两弹一星”。

　　显然，要在“一张白纸”的经济基础之上“迅速发展”我国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困难是相当大的。纵然“老大哥”愿意为我们提供部分经济（如为我们提供贷款）和技术（如为我们提供技术参数）方面的援助，但它需要我们提供一个支出庞大的财政预算。

　　1950年2月，老大哥答应给我们3亿美元贷款，支持50个基础设施改造项目。朝鲜半岛战争爆发以后，我国被卷入了战争。为了这场战争，我们自带粮食和衣服，自修公路，自建营地，自己掏钱向苏联购买武器弹药，用我们的火车和汽车把我们的小伙子送上前线，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去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拼命。我国这个时期的财政是典型的“战时财政”。这个“战时财政”的消耗及其深远影响是无法用具体数字来衡量的。

　　在这期间，“老大哥”曾经答应帮助我们发展兵工生产和航空工业。其基本设想是，从修飞机起步，通过三五年的努力，再发展到制造飞机。诸如此类的项目，我们向老大哥要了147个。后来，因为在付款问题上的谈判不很成功，许多项目实际上都泡汤了。但总体来说，开支依然不小。

　　1953年，我国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的初稿，把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指标定得很高。这样做的初衷，是想从“老大哥”那里争取到更多的援助。可是，“老大哥”并不同意我们的“高指标”五年计划。苏联专家批评我们说，他们在战时状态也没有这样高的发展比例。后经修改，我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比例有所下降，但依然偏高。在实际执行中，由于片面强调“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使得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花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上的钱，超过了全部财政收入的62％。

　　除“ 迅速建设现代化强国”这个紧迫任务而外，我国还主动承担了“支援世界革命”、“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任，也就是为一些亚非拉国家和某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国家内部的反政府组织提供无私援助。这两大任务叠加在一起，对于还处在“一张白纸”状态下的我国政府和人民来说，无异于两座大铁山。它使得我国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不堪重负。

　　50年代的这段历史，写在我国官方公布的历史文献当中多用了一些闪烁其词的表述，如“决策失误”、“操之过急”、“比例失调”，等等。实际的情形则要比这些刻意淡化处理的表述严重得多。

　　显然，要完成“迅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支援世界革命”这两大任务不是那么容易的。其中最关键的，是落实这两大任务的钱从哪里来？

　　要解决钱的问题，说起来还是比较轻巧的，无非就是“开源”和“节流”四个字。可是，在“一张白纸”的经济状况下，源如何开，流从哪里节，却是个沉重的话题。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一直是一个“赔钱货”，不能为国家财政的“开源”做任何积极的贡献。不过，中央政府还是试图利用中医中药做一些“开源”工作，即，曾经尝试着把中医中药推向苏联，以换取可以用来购买舰船、飞机和大炮的卢布。为此，1957年11月，毛泽东还借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机会，特意带了中医中药出国。可是，这个尝试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没有中医出国，中药是不能单独出国的。于是，摆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面前的就只有“节流”一条路了。

　　依据上面提到的数据，我国财政收入的62％被用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了，其它各业自然就得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为此，政府部门的开支也走向了紧缩，精简下放了几批干部。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应该“吃苦在先”。虽然不能精简军队的武器弹药，但军人的服装是可以精简的。所以，我国军人的服装在解放以后越穿越简朴。再下来的就是教育、科学、文化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节流”了。

　　关于教育领域的“节流”，50岁以上的过来人都熟悉下面这样一些的提法：

　　—— 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员的道路”。其含义很明显，中央准备把理工科大学下放到工厂去办。
　　—— 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其潜在含义就是，在国家教育体制中取消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办学。
　　—— “真正的农业科学在农民那里。”“农业大学办到城里不是见鬼吗？”。这两句话暗示，农业大学可以取消或下放到农村去办。
　　—— 城里的孩子实行“半工半读”，农村的孩子实行“半耕半读”。它意味着，对于非办不可的学校，可以采取“不要国家一分钱”的方式去办。

　　至于科学研究，公开的口号是“走出实验室”，“投向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等等。这些口号都是为了“节流”，不是为了别的。

　　教育和科学是如此，医疗卫生事业当然也不能例外。于是，用中医代替西医就是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勒紧裤带过日子”的“最佳选择”了。

　　不相信中医，不吃中药，没有读过中药书的毛泽东，倡导中医，甚至号召西医学习中医的全部奥秘，都在这里。它不是毛泽东真的特别青睐中医中药，也不是毛泽东真有什么“中医情结”，而是他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争取更多的资金来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以完成“迅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支援世界革命”的两个重大任务所做出的一种选择。

　　有研究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学者曾经发表批评意见说，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错误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从以上的分析，读者不难看出，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事业都曾经为我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牺牲。与牺牲农业不同的一点是，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和文化建设做出这些牺牲以后，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还连续性地累积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些新累积起来的社会问题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改革开放30年了，依然积重难返。

　　这就是毛泽东的“中医情结”的历史真相。它不值得我们为之涂脂抹粉，却值得我们给以认真而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