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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似洪武，習如崇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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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加朱元璋

　　毛澤東曾自比「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不恰當。毛是心狠手辣的政治流氓、權謀大師，馬克思只是埋首書齋、憤世嫉俗的激進思想家，二人的性格修養、精神氣質格格不入；作為草莽「革命家」、山大王，毛澤東的人生經歷、為人處事與天潢貴胄秦始皇亦相去甚遠。

　　在共產主義「神聖家族」裡，與毛澤東言行舉止最相近的人其實是斯大林；在中國歷代帝王中，與毛澤東極其神似之人則是明太祖朱元璋。毛自比「馬克思加秦始皇」是自我膨脹、自我陶醉，與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寓自勉自勵之意完全不同，試想，一身而兼祧古今中外之主義宗師、帝王魁首，豈非世間「偉光正」之極致？然而，說毛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實不如說毛是「斯大林加朱元璋」，或「中國的斯大林、現代的朱元璋」更加傳神，更加入木三分。

　　毛澤東神似朱元璋

　　關於毛澤東與朱元璋的相似之處，著名學者余英時先生寫道：「就性格言，兩人尤為肖似，都是陰狠、猜忌、殘暴兼而有之。除了語錄、紅衛兵、整肅幹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識分子等仿製品之外，毛澤東師法朱元璋有時甚至到了亦步亦趨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陸上一度廣為宣傳的口號『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便完全是抄襲朱元璋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毛澤東與朱元璋的相似乃至雷同之處實在是不勝枚舉：都是農民出身；都是打遊擊起家；都是自學成才的半調子讀書人；都是戰爭中學會戰爭的軍事統帥；都是靠內戰得勝而開國建政；都精明強幹而心胸狹隘；都殘忍嗜殺，喜用嚴刑峻法；都是玩陰謀、弄權術的專家，誅功臣、整文士的高手；朱元璋以謀反之罪屠戮開國元勳，毛澤東搞「路線鬥爭」打倒中共元老；都好色、多欲、好大喜功；都輕視生命、蔑視文化、賤視下屬、「毀人不倦」，一個發明了廷杖──當眾打大臣的屁股，一個發明了整風──公開凌辱兼自我羞辱；也都是一腦門小農意識，閉關鎖國，重農輕商；都缺乏敬畏之心，自我中心、自以為是，厚今薄古、褻瀆聖賢，一個刪孟，一個謗孔……簡言之，毛澤東與朱元璋的「豐功偉績」與「晚年錯誤」大抵雷同，除了時代背景相異，剩下的差異只在數量級的高低──比如說，朱元璋欠下的命債以百萬計，毛澤東製造的冤魂以千萬計，《大誥》發行了一千萬本，《毛主席語錄》發行了五十億本。

　　朱毛之治大抵雷同

　　除了性格、癖好、「建國大業」、屠殺功臣基本相同之外，朱毛二人的治國方略也大抵雷同：

　　朱元璋信奉平均主義，與毛一樣，也曾打土豪、滅富強，洪武一朝「富室或死或徏，聲銷尾滅，蕩然無存」，郭桓案全國追贓，導致「民眾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明史》）。相較於秦始皇「焚書坑儒」，朱元璋的仇富暴政更加酷似毛澤東的暴力土改、「階級鬥爭」；

　　朱元璋也熱衷於控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發明了強制性、世襲性、等級性、分裂性的戶口制度，堪稱中共戶口制度的祖師爺。此舉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經濟成長，因為它使國民的創業活動和社會流動失去了基本自由；

　　朱元璋防臣子如防仇寇，他規定文臣武將不得往來，內臣外臣不得交結，給事中、御史、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一字不可改易」的《皇明祖訓》剝奪了皇家子孫的基本人權，朱家的藩王們雖然錦衣玉食，卻喪失了人身自由，不許進京探親，不許交朋結友，諸王終生不許相互見面，甚至不能隨便出王府，連出城掃墓也得向皇帝「請而後許」。這與毛澤東嚴控高層同僚，不許政治局委員相互串門，動輒以「反黨集團」將「親密戰友」構陷入罪，連總理周恩來住院開刀也必須毛親自批准如出一轍；

　　朱元璋也愛搞群眾運動，他發動全民學習皇帝語錄《大誥》，動員「民間高年有德耆民」將擾民官吏「拿赴京來」，洪武十九年甚至發佈了一項令人瞠目結舌的最高指示：任何臣民均可衝進官府，捉拿他不滿意的官員。若非當年通訊閉塞、交通落後，否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造反運動很可能早在六百年前就已經轟轟烈烈地發生了。

　　以上種種，朱元璋就像是毛澤東的前世，毛澤東簡直就是朱元璋之再生。

　　可歎朱明劣制至今猶存

　　朱元璋大概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最惡劣的「開國領袖」──除了毛澤東之外，也有比這二人更劣質的，如後梁國朱溫，如大西國張獻忠，但那些「國家」開國不久就亡國了，且名聲很臭，對中華民族的傷害反沒有朱毛這般嚴重。明朝重「祖制」，清又承明制，毛又複朱制，結果，朱元璋所創設的政治制度及其所玷污了的政治文化反而垂之久遠，差不多是國史上最長壽的。

　　《明史紀事本末》如此稱頌朱元璋所創之制：「觀其官制、典禮、律令、寶訓、女誡、臥碑、木鐸、祖訓，大言炎炎，至文鬱鬱，義監三代，法備三千，共貫同條，金聲玉振」，光讀這幾句，還以為是後儒頌周孔，哪知是史家歌頌半文盲起家的朱元璋呢，這說明明清兩代多數學者的政治鑒賞能力也差不多退化到分不清好歹了。與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漢族王朝相比，明朝既無漢唐的自信、開放，也無宋朝的發達、「現代」──宋朝雖說軍事不敵周邊蠻族，但文化科技傲視世界，社會與經濟結構以及人文自由精神都已經頗有資本主義「現代」范兒，中國之被西方世界遠遠甩在身後，正是從明朝開始。明朝以前做一個中國人或多或少令人羡慕，彼時中國不僅一向比周邊各國更加文明、富庶，也不比同時代的西方國家更加貧弱──共產黨宣揚「中國封建落後了幾千年」、「窮了幾千年」在橫向比較的意義上當然是不成立的，是厚今薄古、壓低古人以抬高自己的政治謠言。

　　清王朝本是異族入侵，入關之後政治體制漢化，誠然是好事，不幸的是，史上帝王數百，滿族人卻拜錯了師傅。順治帝認為，「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劃詳備，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康熙帝盛讚朱元璋「治隆唐宋」，說明清朝最初這兩代「領導核心」均見識短淺，只知有明，未識唐宋。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說，清朝的確開了中國歷史的倒車，但此倒車並非相對明朝而言，相反，「清王朝最大的錯誤是過份承襲前朝」。於是乎，朱元璋創造的惡法劣制也就由明而清、由清而毛，六百餘年傳承不絕，至今猶存，這實在是中華民族之大不幸。

　　習近平如崇禎

　　自朱元璋、朱棣以降，明朝諸帝在智力、能力方面呈單調下降趨勢，或愚魯低能，或偏執變態，或疏懶成性，大抵一代不如一代。這個王朝「基因」有問題，出不了明君聖主倒也不必苛責，然而到了萬曆、天啟年間，就連做昏君、暴君也做得越來越不成體統了。萬曆帝晏居深宮三十幾年拒不上朝，除了日日飲酒淫樂之外，唯一的興趣就是派出太監擔任礦監稅使，到全國各地搜括錢財；天啟帝無知愚蠢，只愛做木匠，無心當皇上，把國家大事幾乎全都推給了被捧成九千歲的文盲太監魏忠賢，致使滿朝遍佈魏氏黨羽，全國興起學習「廠臣」系列重要論述《三朝要典》並為其歌功頌德建生祠的熱潮。

　　明朝末年的情形與當今中國頗相類似，體制內外皆萎靡不振，中央地方均腐敗透頂，上上下下全都是些結黨營私、貪贓枉法的主兒。直到崇禎皇帝朱由檢上了台，似乎是回光返照，明朝又在它的最後時光重現了太祖時代的高效專制風采。

　　毛似洪武，習如崇禎。崇禎皇帝與習近平一樣，一反幾代先帝怠政惰治、「抱著炸彈擊鼓傳花」的傳統，焦心求治，「夙夜在公」。《明史》說他「憂勤惕厲，殫心治理」，明朝遺老懷念他「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反前弊，黜邪黨，勵精謀治，勤勤然有中興之思」。那麼，崇禎皇帝究竟做了哪些大事兒呢？讓人印象最深的事情有兩樁，一是即位之初不動聲色清除了魏忠賢及其腐敗透頂的「閹黨」團夥，此案牽連進去的「大老虎」多達二百五十八人，這可是天字第一號的「打虎」工程──因為魏忠賢雖然名義職務只是「廠臣」，實際上卻是掌握最高實權達七年之久、黨羽遍天下的「代理皇帝」；二是己已之變，殺害忠臣良將袁崇煥，此舉等同於自斷手足，替皇太極除去一勁敵。至於崇禎為什麼要殺袁崇煥，史家多以為是中了皇太極的離間計，但以崇禎之英察睿斷，應不至於被滿人兒戲一般的反間計所騙，「通虜謀叛」或「賄賂輔弼」（有御史誣舉袁崇煥賄賂錢龍錫）都是遮人耳目的欲加之罪，崇禎的殺機源於內心陰暗，他忌憚袁崇煥的勤王之師「兵薄城下」，故捏造罪名殺之以絕後患。

　　回頭路即是亡國路

　　毋庸置疑，崇禎皇帝一片「救我大明」之心可鑒神明，正如習近平一片救黨保權之心可昭日月。崇禎急於將被他爺爺萬曆皇帝、哥哥天啟皇帝糟塌得不成樣子的大明江山「矯枉振頹」，這也沒什麼不對，他不對的地方是不應該走回頭路，一味模仿開國皇帝朱元璋。他亂世用重典，反腐動真格，但只治標、不治本，只反腐、不改制，結果，反腐也就淪為無休無止的惡性黨爭；他自視甚高，剛愎自用，內心陰暗，用人生疑，又只肯聽頌歌，不肯聽批評，文臣武將動輒得咎；他像朱元璋一樣，廷杖隨便打，詔獄隨意定，官員隨便殺，直到上吊自殺之前仍然責怪「諸臣誤朕」、「文臣可殺」，似乎忘記了這些大臣均是他親自選拔；他做事急躁，旦夕操切，經常只問動機，不顧後果，比如改革驛站，原為杜絕腐敗陋規、節省國庫開支，但錢沒有省下來一文，卻讓驛站數萬失業民伕從此走上革命道路──逼得他煤山上吊的大順皇帝李自成即是原驛站民工。

　　崇禎皇帝很委屈，「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其實他一點也不冤。朱元璋所創制度削內閣、奪相權，皇帝獨攬大權，是有史以來專制程度最高的絕對君主制度，這種制度對皇帝智力、能力、精力的要求很高，所以非常脆弱，很難持續正常運轉。明朝諸帝中有終生做頑童的、沉湎酒色不務正業的、畸戀老保姆的、修道煉丹走火入魔的，這正是對朱元璋之制報復性的隱形修正──換言之，正因為有那些不稱職、不敬業的朱家皇帝，才讓明朝的絕對專制制度有所鬆弛，而得以延續，一旦回歸了朱元璋之制的原教旨主義，反而大事不好，亡國在即。崇禎的錯誤就犯在這裡。毛澤東所創一黨專制體制也正是因為鄧、江、胡腐敗集團的變通改易而苟且延續，習近平欲走毛澤東的回頭路，崇禎皇帝就是他的政治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