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 台灣社會的心態就是這樣子吧!
即使你知道京華城是違規的, 在沒通過安檢之前,
在裡面逛街可能導致危險...
很多人在假日還是去吧!



我們社會裡對人的失去格調並無所謂，我們羨慕並崇拜有權和有錢的人，但對他們的失格則不計較，這是低俗的現實主義。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會有京華城這種沒人品、沒格調的事情發生。


文／南方朔

有一則新聞，因為被選舉稀釋掉了，因而它的重要意義遂相對地被降低。那就是京華城的違規營業案。

• 法律的本質與盲點

京華城違規營業，但卻以「試賣」之名正式開張，但無論它用什麼詭辭，違規就是違規。它自恃財大氣粗，每天30萬的罰款照交，而規照違，在法律的範圍內，沒有人能奈它何。

而由京華城的所為，就讓人想起稍早前的砂石車問題。在過去那個繁榮的經濟泡沫仍在持續的吹脹之際，砂石需求龐大，砂石車在老闆的鼓勵與撐腰下，不但超載、還一路超速。它們對違規連續處罰毫無所謂，甚至撞傷了人，還要倒車乾脆將傷者碾斃，老闆自會賠償，而司機過失殺人，反正坐牢不會太久，老闆也自會給家屬補助。砂石車的問題和京華城一樣，該罰的和該賠的都不逃避。他們沒有利用特權，也沒有規避法律上的義務。

這就是法律的本質及它所造成的盲區。沒有任何一個社會，可以藉著法律條文將人類一切合宜的行為，規範得鉅細靡遺。於是，法諺遂曰：「法律綿密如網，唯強者能穿透之。」但儘管有這樣的法諺，以及強者鑽法律漏洞的可能，但在民主法治進步的國家，人們終究還是很難看到京華城或砂石車這樣的情況，尤其是像京華城這種案例，幾乎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它在西方幾乎絕無可能出現，而這並不是因為法律，而是社會不可能接受：京華城案如果在西方出現，媒體會譴責它，消費團體會抵制它，而可能最嚴重的，乃是它所屬的百貨業或商人團體會認為它丟了大家的臉，使商人蒙羞，而將它的會員資格取消。

因此，由京華城案在台灣的吵吵鬧鬧，我們實在在思想上搞錯了許多問題。類似於京華城這樣的案例，它既涉及法律，但也並非完全能靠法律來規範，否則法律即會嚴苛到酷政如虎的地步──例如，如果我們往後新訂一條法律，對惡性違規者加重其罰，那麼，什麼叫惡性違規？惡性與不惡性間將如何區分？當法律想要把所有的問題都規範進來的結果，最後反而可能是法律也為之瓦解。

那麼，為什麼在西方類似於京華城這樣的案例從未聽聞呢？西方的豪商鉅富多得不可勝數，任何違規違法，無論多重的罰則，對他們大概都祇能算九牛一毛，那麼，他們是依靠什麼來抗拒違規違法的快樂呢？

對這個問題，以前林語堂先生在《生活的藝術》裡，倒是一針見血地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在中文裡，它被稱為「人品」，而在西方，它則有許多不同的名稱，Manners, style, character 等皆可適用。林語堂是在談文化藝術時指出了這個觀念，但它卻超過了文化藝術：「這人格是屬於德性的，也是屬於藝術性。它意在注重人類的瞭解心、高尚心、出世、不俗、不卑鄙、不瑣屑的觀念。」這種人格，他稱之為「人品」。

• 社會形成的重要概念

其實，無論東方的「人品」，或西方的 Manners, style, character，都是社會形成裡的重要概念，它和道德及法律都有關，但卻又不完全是道德或法律。它毋寧更應當說是一種人的品質，既受到習俗的制約，但本身自主的價值認定可能更為重要。有了這種品質，工商界的大老闆們可能仍然會去做些違法的事情，但至少一定知道如果做了像京華城這樣的事，必定會廣泛的被認為是沒品、沒格調，會被同業恥笑甚或排斥，他以大老闆身分參加同輩的活動，也可能會受到另眼相看。這麼多內在外在的網狀機制相互作用下，他們即自動的不會去做這種事情。Manners, style, character 這些代表了「人品」的字，它所指的，乃是一種比法律更基礎的品質。當一個人有了這些品質，包括他自己或別人，都會認為這才是「體面」或「正派」（Respectability）。在這裡，所謂的「體面」或「正派」，是指一個人站出去，會覺得無所羞愧的態度與心情。

對於 Manners, style, Character, Respectability 這一大組彼此相關且重疊的字，紐約州立大學傑出歷史教授希梅法（Gertrude Himmel farb）在最近剛出的《社會的去道德化》這本書作裡，即將19世紀英國的經驗，以及這些字與觀念的發生做了極詳盡的探討。

她指出，英國在1787年喬治三世的時代，公布了一項宣告，以「鼓勵同情心與美德，並防止和處罰邪惡、褻瀆及敗德之事項」，從此即進入了所謂的「維多利亞美德時代」。英國的價值提升，同樣也影響到了整個歐洲。

在喬治三世的時候，工業革命業已開始，那時的英國與歐洲均落後、野蠻、粗俗，而貧窮和剝削亦日復一日的趨於嚴重。因而從喬治三世到後來的維多利亞女王，遂展開了一系列的文化與價值改革。那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且持續最久的精神向上提升運動。它除了展開家庭價值裡的節儉，努力工作，自立自強，以及行為的自律外，更重要的乃是以人品為訴求要求無論貧富皆以做紳士君子為目標，包括博愛、無私、助人，以獲得自己的心安與別人的尊重。而除了這些價值方向外，同時也包括政府的改革，如致力於階級區隔的鬆弛，社會偏見的淡化，以及公務人員的清廉與減少權力濫用等。所有的這些價值事項被定位為「美德」（Virtues），而綜合在人們身上的總體品質，即稱為「優質」（Characters），而它具體表現出來的，即是「人品」或「格調」（Manners）──到了後來，由於社會改變，這個字已變成了更形式化的「禮儀」，這已和它本來的意義有了極大的差異。而所有的「格調」與「人品」最後顯露出來的總體評價，即稱「體面」或「正派」。

• 格調比法律更重要

所有的這些字詞，都是理解19世紀西方社會的關鍵詞。當時的英國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即說過：

──「格調（或人品）比法律更重要，甚至可以說，在相當範圍內，法律依靠它始能存在。……它以一種恆久、持續、獨特且無形的方式影響著人。它把整體的形式與色調給了人們，根據它的質地，它可以充實道德，或者即是它若壞質地即會摧毀掉道德。」

由柏克的解釋已可看出，所謂的「人品」與「格調」與道德和法律都有關，但並不完全相同，但「人品」與「格調」卻更為基本的特性。

由今日回頭來綜合評價，「維多利亞美德」，貞節和家庭價值等，從性自由的角度而言，當然造成了壓抑。它有許多繁文褥節也的確太過虛偽。但它那主張人應提高「人品」與「格調」的部分，卻對後來的文明無疑有著極為長遠的影響力。在「人品」與「格調」的自我要求下，社會始有可能向上提升，包括有權力的人，也才會自我勉勵去做紳士。美國思想家泰恩（Hippolyte Taine）在去過英國後，即對它的「紳士」極為誇讚，認為英國紳士人格完整，能犧牲奉獻，有良心，並能清楚的判定善惡。而由此產生的對「體面」和「正派」的追求，甚至可以說乃是西方政治及文化價值的基礎。

因此無論東西方，「人器」、「格調」、「正派」，都是重要的原則，有格調和正派的人，它會自律，以求不辱沒自己；縱使有能力，但也不會去濫用自己的能力；而社會團體也據此標準來運作，以免使己失去尊嚴。而可惜的，這種對「人品」和「正派」的要求，在我們社會裡卻已蕩然無存，我們社會裡對人的失去格調並無所謂，我們羨慕並崇拜有權和有錢的人，但對他們的失格則不計較，這是低俗的現實主義。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會有京華城這種沒人品、沒格調的事情發生。由京華城案，我們所看到的，乃是我們社會另一個可悲的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