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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政治評論員 Philip Stephens

讓我們稱這個時代爲“樂觀時代”。二十五年前，當本專欄首次出現時，這個世界是自由主義的天下。蘇聯共産主義體制崩潰了，美國宣稱世界進入了單極時代，中國加入了市場經濟國家的行列。歐洲一體化已經驅散了民族主義的群魔。英國此後不久就被稱爲“時尚英倫”。

即使你認爲曆史的車輪並沒有停止前進，你也可以輕易判斷出21世紀的風潮是促進民主和自由經濟秩序的發展。

現在，預期出現的美中兩國碰撞、民主與威權的較量以及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的沖突正塑造著這個世界，今日各國的決策者們都在努力應對這種狀況。英國也再次成爲了歐洲的病夫。如果這聽起來仍不夠悲觀，你還可以加上全球氣候變暖這一人爲的致命威脅。

對此，簡單的解釋是，西方不可救藥的天真使自己在20世紀90年代陷入了困境。冷戰的勝利沖昏了西方的頭腦。當時西方人的生活水平仍在提高。在臉書出現之前，仍有人幻想互聯網是一個長存不滅的全球社區。實際上，人類的本能就是用現在的眼光去看待未來。曆史難道不是直線發展的嗎？

就此而言，歐洲的衰落並非無緣無故。歐洲大陸的自由派國際主義者與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共同推動了一項促進民主發展的偉大事業。美國有槍，而歐盟的力量則是自己的“標准”。嗯，世界上大部分地區本應都變成歐洲。

此後世界形勢出現了大倒退，美國領導的後冷戰世界秩序讓位于重新出現的大國競爭，歐洲的極右翼和極左翼民粹主義者以民族主義爲武器去對抗歐洲一體化，而重商主義者則在競逐國家經濟主權。在一個“強人”獨裁的時代，民主正處于守勢。

如今，西方決策者有可能會再次犯下大錯，錯將中國視爲對舊體制最嚴峻的挑戰。有人告訴我們，美國及其盟國必須聚精會神，集中全力去消除這一威脅。我們需要做的是在南海部署更多的潛艇。

考慮到北京的窮兵黩武，這一觀點是很有迷惑性的。這也是一種偷梁換柱的行爲，它制造出了一個借口不去直面自1990年代以來西方的真相。是的，中國的增長速度幾乎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但西方民主國家的衰落主要是由西方自己造成的。

美國選擇開打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構成了這個故事的部分章節。戰爭本來是爲了彰顯美國的實力，然而這些代價高昂且不受歡迎的戰爭卻突顯出“泛美利堅和平”的局限性。全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誓言要重塑中東。結果卻恰恰相反，正如我們上個月在喀布爾淪陷時看到的那樣，華盛頓被迫偃旗息鼓倉皇撤離阿富汗。全世界其它國家都看到了那裡發生的一切。

然而，相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破壞，美國在中東的失敗顯得微不足道。曆史學家不僅會把這次金融崩盤記錄爲一次經濟事件，也會將其記爲一次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這是西方民主國家遭受致命打擊的一刻。

早在“雷曼兄弟”倒閉前，自由放任式經濟體制的失敗已顯而易見。在技術進步和開放市場的雙重壓力下，非富裕階層的收入長期停滯不前。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全球化的果實卻都被富裕階層和超級富豪們收割。盡管木已成舟，但這次崩盤實際上就是一次精心策劃的詐騙。

有些人想找出原因，解釋爲什麽川普會贏得總統大選、英國會投票脫歐以及民粹主義會在歐洲甚囂塵上，其實他們不必多此一舉。金融行業的胡作非爲以及政府決定將危機代價轉嫁給工人階級和中産階級下層，所有這些行爲都對民主制度的合法性造成了致命傷害。

像其它國家的民粹主義者一樣，川普明白，選民們對現有政治體制的尊重根植于一項契約。公衆對民主體制的信仰，以及對法治和國家機構的信仰，建立在一種觀念上，即該制度至少會尊重公平原則。自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促進公平的改革已經出現，但卻沒有迹象表明西方的改革足夠深入。

後冷戰樂觀主義者懷有的理想沒有錯。如果沒有自由民主體制和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體系，我們將難以看到這個世界運轉良好。但樂觀主義者那時所遺漏的、以及中國觀察家們現在所忽視的則是在西方國家內部，人民對民主體制的信任正在逐漸流失。誠然，中國是一個潛在的威脅。但川普如能連任，那這個威脅會比中國威脅更嚴重。

曆史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20世紀90年代的過度樂觀與當代的過度悲觀相互映襯。這是我打算留給別人去做的判斷。對于一個政治評論員來說，在同一個位置上工作25年已經足夠長了。因此，本文是我寫的最後一篇專欄文章。此後，我將繼續以英國《金融時報》特約編輯的身份偶爾發表文章，但在此項工作之外，我還打算去更好地理解曆史。